沈默的籤押房外，種了兩棵樹，一棵是柿子樹，一棵也是柿子樹。時近深秋，枝頭的葉子落光了，掛滿了小燈籠似的火紅柿子，煞是好看。
坐在直起湘簾的明窗前，張居正侃侃而談。他所說的「一條鞭」法，就是將一州一縣的所有田賦、徭役以及各種雜差和貢納，統統編為一條，折成銀兩交納，並由官收官解。稱為「一條編」，因為編與鞭同音，故而後來都稱「一條鞭」。
在一條鞭法出現之前，農民對朝廷的負擔，主要有四部分，一是土地的田稅，二是特產地要向朝廷貢納土產……比如杭州要貢茶，湖州要貢綢，雲南要貢木頭等等……三是壯丁要服徭役，四是，在正役之外，還有各種額外的雜差。
這一套賦稅制度，是極為不合理的。先看農民，因為交納田稅，均是谷麥實物，所以，每年夏秋交稅之期，先由各保各甲收齊稅糧，用車船送到鄉里，再由鄉及縣，由縣及府，由府解運各布政使廒倉，其間不知要耗去多少運力差役，又不知因沿途損耗，層層盤剝，糧戶平白增加多少負擔！同時，他們還要負擔沉重的勞役，在正役之外，官府隨意加派雜差，免費大量使用勞動力，嚴重影響農民正常的生產活動，並將其牢牢的束縛在土地上，使社會缺乏自由的勞動力。
結果便是，農民苦不堪言，掙扎在破產線上，出現大量的逃亡，而國家，也因為貪官污吏的層層盤剝，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尤其是缺少可供支配的銀錢，長期在經濟危機中不可自拔。
改革勢在必行，早已成為有識之士的共識。事實上，在一條鞭法之前，自洪武后期，至今一百五十年間，本朝便已經出現了一系列的賦役改革，如「均徭法」、「均平銀」、「綱銀」、「征一法」、「十段錦法」、「一串鈴法」等等，由不同人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提出、施行。
可是，無論名稱如何，他們都將「賦稅折銀徵收」，作為最主要的一項改革內容，而且貫徹的是「賦役合一，統一折銀」的原則，換言之，「賦稅白銀化」，已成為經久不衰的呼聲，它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衰亡，反而愈發的響亮起來。因為它一改歷朝歷代實物納賦、出丁服役的傳統方法，既為民眾減輕了負擔，又利於朝廷增加收入，利國利民，不是誰能任意抹殺的。
而一條鞭法，正是之前眾多改革集大成者，最先由嘉靖九年的內閣大學士桂萼提出，他構想「以一切差銀，不分有無役占，隨田徵收。」緊接著，屯田御史付漢臣正式疏陳：「頃行一條鞭法，十甲丁糧總於一里，各里丁糧總於一縣，各州縣總於府，各府總於布政司，通將一省丁糧，均派一省徭役。」先帝當時批准，先在南直隸、湖廣、山西等省的十餘府中試點。茲後至今近五十年，因為嘉靖朝局的惡劣性，以及反對者的橫加阻撓，此法推行時斷時續，到了嘉靖末年，竟然有偃旗息鼓的危險。
但形勢在一個人登上權力舞台後改變了，這個人就是高拱，高肅卿雖然有很多的毛病，但他是個很純粹的改革派，對一條鞭法是不遺餘力的支持，所以從入閣的那天起，高拱便開始大聲疾呼，要求在全國推行此法。
可大權仍然掌握在內閣首輔徐階手中，徐階對一條鞭法的看法，與高拱截然相反，他認為此法不可取，「鉅賈大賈雖多有資財亦因無田而免役。致使衣不遮體、終歲辛勞的農民獨受其困。」而農民也因為「新法不論戶之等則，只論田之多寡，所以許多人放棄田土，以避差役。」而且「一條鞭法，不論倉口，不開石數，只開每畝該銀若干，致使吏書因緣為奸，增減灑派，弊端百出。」反對的理由同樣十分充分，高拱也沒法說服他。
但高拱這一咋呼，正如一石激起千層浪，許多地方官員紛紛上本附和，有高拱為他們據理力爭，哪怕是徐階，也不能視若無睹，只能同意由江西布政使宋儀望，廣東巡撫龐尚鵬，分別在贛粵兩地，擇數府施行，說起來，才不過剛剛數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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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居正的感覺無比敏銳，他意識到一條鞭法的施行，在「賦稅貨幣化」的同時，也必然伴隨著貨幣改革的良機——只要規定某種貨幣可以用來納稅，則這種貨幣的正統地位，必將迅速確立起來，如果要改革大明寶鈔，這可是千載難逢的良機。
未議行，而先議收。張居正的寶鈔改革，一上來就給人以強烈的信心……他認為，要想使人民對寶鈔有信心，進而使整個社會普遍接受、普遍流通，最好的辦法是由朝廷規定，一切賦稅都必須用寶鈔完稅。如果用銀的話，要先買鈔，再用鈔來納稅。他認為，如果由政府率先收鈔，則不到一年，人民對寶鈔的信心就會建立起來。
當然他所指的寶鈔，乃是所謂「幣制改革」後的產物，稱為「新寶鈔」更合適。
應該說，張居正的方案，水平是很高的，首先他中肯的總結了歷代以及當代行鈔的失敗經驗，得出一個基本原則「先求無累於民，後求有益於國」，便使自己不至於淪入與民奪利的桑弘羊、王莽之流。
然後，就大明寶鈔改革，他提出了三項具體原則：
第一，新發行寶鈔的地位，只應是用來「輔銀錢」，「而非舍銀錢而從鈔」。新的寶鈔發行後，銀錢並不退出流通，而是與寶鈔以一定的價值比同時流通。
第二，寶鈔應該由，且只能由戶部發行，並做到有限發行。否則鈔無定數，則出之不窮，似為大利，殊不知出愈多，值愈賤。
第三，寶鈔必須能夠兌現和為官方接受的。具體的，除了准許人民持鈔繳納錢糧外，還允許人民持鈔到票號兌取現銀……當然，朝廷會支付給票號一定的費用作為報酬；允許各商鋪用鈔換銀；允許典當鋪款項出入搭用寶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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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默端著茶杯，輕啜著從杭州運來的明前，他有個習慣，在和人進行比較重要的會談時，手總是擱在茶杯邊上。這樣當對方的話題比較複雜時，就可以在自己開口前，先順勢端起茶杯喝一口，這樣除了可以潤下喉嚨，使聲音保持柔和外，更是可以為自己創造思考的機會。
現在，張居正將幣制改革的方案，向自己和盤托出。顯而易見，他的目的是構建一個以戶部為絕對領導，受社會各階層廣泛認可的貨幣體系。張居正已經意識到，貨幣不可濫發，必須可兌換，必須具有一定的信用，應該說，已經具備了建立貨幣體系的基本要素。
而且更難得的是，他還清醒地意識到，施行近二百年，臭名昭著的大明寶鈔，已經使百姓失去了對朝廷的信任。加之官府本身貪腐低效，不能取信於民。而錢莊票號在民間卻有很高的信用，所以他產生了藉助票號的信譽和機構，推行貨幣改革的想法。
沈默甚至不乏小人之心的想到，如果不是想藉助票號的力量，恐怕張居正都不會來跟自己商量，自個就把這事兒給敲定了。
但既然他來跟自己談，那就有機會……勸說他打消這個念頭。
是的，沈默不贊成進行這種貨幣改革。
人人都在喊改制，彷彿改革已是大勢所趨，可究竟有幾個人能明白，這個處於十六世紀的中國，到底需要什麼？不需要什麼？不弄明白這個問題，做什麼都是事倍功半，甚至起反作用。
不客氣地說，真正全都明白的，一個也沒有，包括他自己，更包括張居正。社會改革是個牽扯廣泛的系統工程，二十一世紀的超級計算機，也不可能算無遺策，更何況在現在的條件下，只憑著一個肉腦子想？
在這種時候，沈默那從五百年後帶來的知識，就顯得彌足珍貴了。這兩年沈默雖然沒幹什麼實事，但他也獲得了大量的時間，回憶自己前世所學的知識，再運用到現實中，仔細思考大明朝的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等方方面面，整個過程，是孤獨、痛苦而漫長的，但收穫也彌足珍貴——他對這個變革中的社會，終於有了些深刻的、理性的認識，這讓他可以站在一個當世無人可及的高度上，來看待一些實際的問題了。
比如說這個貨幣改革，張居正的看法已經超凡脫俗了，但仍然受到了自身的官職、知識、眼界等方面的限制，並不是符合大勢所趨的，甚至會阻礙歷史的發展。
沈默的看法是，站在政府的角度，這項改革會帶來財政收入的增長，對經濟調控能力的增加等等很多好處。但站在國家和歷史的角度，這項改革其實是沒有必要，或者說多此一舉的。
他有充分的理由支持自己的判斷：
首先，什麼樣的改革才是有意義的？必然是針對社會自身無法調節的問題，所必須進行的改革才行。那麼寶鈔真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嗎？從其本身，以及戶部的角度來看，爛到擦屁股都嫌硬的寶鈔，當然是這樣的。
但從整個社會來看呢？似乎卻不是這樣的。縱觀中外歷史，都是因為社會流通中，缺少足夠硬通貨幣，才會出現紙幣，作為補充品甚至代替品。
紙幣為什麼最早在中國出現？從唐代，到宋、元、金皆有各種形式的紙鈔？不是中國人有先進的金融思想，而是中國向來不是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