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長一段時間，中國文明要比歐洲文明進步。歐洲的印刷術、造紙術、火藥、羅盤針和運河的水閘，皆是直接間接從中國傳來。然而，世上第一波穩健的經濟發展首度發生在歐洲，工業革命繼之而起。而其他代表現代的標記，如代議政體和人權觀念，也是發軔於歐洲。歐洲是怎麼一回事？
1480年，中國明朝皇帝下令停止所有的海外探險和貿易，繼續從事貿易的商人被視為走私犯罪，皇帝會派軍隊破壞他們的居處，燒毀他們的船隻。但在歐洲，沒有一個國王曾經濫用或自許有這樣的威權，宣布這樣一個閉關自守的律令代價高昂，沒有一個國王負擔得起。在歐洲，當國王的總是強敵環伺，而中國皇帝的君權無人能比，這是他們擁有的優勢——或者說是陷阱。歐洲國家之間相互為敵，是它們向海外擴張的一股推動力量。
羅馬帝國滅亡後，西歐再也不曾出現一個統領整片疆土的強大力量。想像一下羅馬曾被某個單一勢力征服，就像印度被莫卧爾人、中東被奧斯曼土耳其人征服那樣。藉由征服，這些異族搖身成了新江山的主人。但羅馬的征服者卻是數個不同且互相敵對的日耳曼蠻族。這些蠻族從來就沒當過什麼主人，與其說他們征服了羅馬帝國，不如說他們在踏上這個帝國的土地後，發現它正在自己的腳下融化。他們毫無治理固定國邦的經驗，連羅馬賴以維生的徵稅機制都維繫不住。他們顛覆了普世政府的一個通則：治理轄下的國家卻課不了稅。
歐洲的歷史演進泰半從奠基的這一刻起便已註定。政府對人民毫無掌控能力，它們必須殫思竭慮，才可能爭取到人民的服從。它們若想擴張勢力，就得提供良好的政府——也就是維護治安作為回報，它們不能像亞洲和中東不計其數的帝國及王國那樣，光靠收稅機制和進貢就能運轉。
數百年來，這些國王最大的威脅是他們最有權勢的下屬——土地貴族階級。這些權臣最後終於俯首，但因為已在自己的領土上雄霸夠久，早就為自己也為他們土地上的人民爭取到私有財產的保障。「不是所有的東西都屬於國王」，這是歐洲自由和繁榮的基石。
為了讓貴族俯首稱臣，國王對城市裡的商賈、貿易人士和金融家多所依賴，一來他得靠這些人提供貸款和人力才能維繫官僚體系，二來這些人的財富可以被課稅。歐洲君主的徵稅細水長流、手法溫和，以免殺死了下金蛋的母雞；亞洲國家的統治者比較獨裁，徵收苛捐雜稅之餘，手頭拮据時甚至直接把商家的貨品沒收充公。
歐洲君主的低調謹慎也是不得已，因為在這個群雄環伺的微妙均衡局面下，他只是玩家之一，而且商人要是被欺壓太過，可能轉而投靠敵營。在此情況下，他們重視經濟發展和新興科技也是不得不然的行為，而雖然這些科技主要是用於戰事，但和現代殊無不同的是，這些國防花費可能帶來重大回收。除了謹言慎行，他們也牢記羅馬帝國的教訓和基督徒國王身負的義務，因此比較不會施行暴政、縱情聲色，而這樣的場景在亞洲君主中屢見不鮮，比歐洲常見得多。
這些歐洲君王降伏舊日貴族後，隨即成為一個活躍的新興階級——城市裡的中產階級的支持者。當年這些君主勢單力薄，曾經允許各個城鎮自治，而隨著城市的財富日增，這個讓步也變得更加舉足輕重。相較於自擁大軍、躲在城堡里防禦自己的貴族，中產階級似乎平和得多，不具威脅性。然而，無論貴族多難應付，他們畢竟是社會秩序的一部分，而在這個社會秩序里，國王是天經地義的元首；反觀中產階級，他們的生活方式根本無需國王的存在，長遠來看，對於王政的威脅遠比貴族更棘手。
君主從薄弱的基礎起步，權勢逐漸增添——只有在英國，君王猶在國會的馴服下，這是唯一的例外。這個機構是中世紀留存下來的傳統：國王必須和大臣們商量國事。即使是專制君主最出名的法國，國王的命令也不是無遠弗屆、令出必行；為了維繫國土完整，他必須做出許多讓步和特別交易。法國的三級會議雖不再召開，偏遠省份的迷你三級會議卻依然存在，在否決法王於1780年代推動的稅制改革上扮演了一定角色。法王試圖變革失敗，被迫重新召開國家三級會議——改革分子借鏡英國議會政府並得到啟發，非逼得他那樣做不可。
至於中歐，也就是現在的德國和義大利，從來不曾有哪個君主建立起統一的強國，皇帝和教皇長年為權力明爭暗鬥。在這個地區，都市、城邦、侯國封邑林立，儼然多個獨立小國，是歐洲權力分散的一個極端例證。這些迷你小國為文藝復興和宗教革命奠定了基石，而整個歐洲也因這兩場運動脫胎換骨。
歐洲在政治上雖然四分五裂，但仍是一個完整的文明，中世紀以降就一直被稱為基督教文明。直到宗教改革之前，教會是不分國界、屹立於所有土地上的組織。教會也曾野心勃勃想控制國政，但國王雖然肩負護衛基督信仰的義務，卻不認為自己應該對教會唯命是從、有求必應。教會與國家之間總是關係緊繃，最突顯也最持久的例子即是教皇和皇帝之間的劍拔弩張，而這又是權力分散的另一例證。
教會是基督教社會精英文化的掌控者，也是這個宗教的聖典——《聖經》以及古希臘羅馬學術的保護者。在中世紀，一些學者將《聖經》和古學術編織為一，製造出一套頭頭是道的神學思維，但教會也有罩門，它的聖典對教會本身的結構隻字未提——教會其實是個以羅馬統治為范的精密組織；另外，它所保存的古羅馬學術是異教徒的作品。借著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運動，這樣的扞格就此爆發。
在中國，權力是極其明確地集中在皇帝手裡，以儒家為尊的精英文化對君權統治也支持有加。無論是個人修為或待人處世，中國人莫不以儒家思想為圭臬，它已深深紮根於整個社會和國家。統治者不管有沒有合法性都得熟讀四書五經，而你得通過儒家經典考試才能當上國家官員。
反觀歐洲，權力不但分散，精英文化也是個大拼盤，與君權統治之間的系帶並不牢固。中國人非常聰明，可是他們的聰明從來不會脫軌失控，縱有奇思異想，基本上都不曾造成紛擾。歐洲社會的開放則是源遠流長。近代歐洲在經濟上爆發力十足，智識生活百家爭鳴，皆是基於一個事實：不管是好是壞，從來沒有一個單一強權掌控過它、形塑過它。它多元的歷史遺產因此能被充分發掘、延伸；希臘的數學觀念在科學革命時期得到實現，從而建立起科技創新的一個新基礎。
經濟歷史學家拋出一個問題，問歐洲何以在工業化方面跑第一，就彷彿其他社會跟歐洲是在同一個軌道上並行，結果率先觸線的是歐洲。帕特里夏·克龍，本書諸多靈感即是得自於她，卻是這樣問：「歐洲究竟是跑了第一？還是怪物一個？」在她看來，歐洲毋庸置疑、不折不扣是個「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