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很久以前。雖這麼說也不過十四、五年前的事，我曾住在一個校外的宿舍。那時我才十八歲，剛進大學，對東京完全不熟，加上我沒有一人在外住過，家裡擔心便幫我找了宿舍。當然，費用也有關係，宿舍比一個人住便宜多了。我當然希望一個人租房子住來得清爽。但想到註冊費、學費，及家裡按月寄來的生活費，還是不好固執己見。
校外宿舍位於視野良好的文京區高台地，佔地廣闊，四周圍著高大的水泥牆。大門外，迎面即是一株高大聳立的櫻樹，樹齡一百五十歲，或者更多。站在樹根處往上望，綠色枝葉幾乎隱蔽了天空。
道路繞過巨木，筆直伸入宿舍中庭。中庭的兩旁是兩棟平行三層綱筋建築。很高大的宿舍。可以聽到從打開的窗口傳出電台音樂。一律乳白色窗帘，褪了色也不顯目的顏色。道路正面是兩層宿舍本棟。一樓餐廳和大浴室，二樓講堂、集會室，和貴賓室。一棟三層的第三宿舍和本棟並行。中庭寬闊，草坪裝有灑
水器迎著陽光不停旋轉。本棟內側還有棒球足球兼用的操場，六座網球場，設備齊全。
這個宿舍的唯一問題(算不算問題依角度而定)，在於它是由幾位不明右翼財團所經營。從宿舍簡介及住宿規則即可明白大概：「深入教育根本，培養國家人才。」這便是本宿舍的創設精神，而由認同此精神之多位財經人士戮力捐輸所支持......這是表面說法，裡頭到底在搞什麼名堂，則相當曖昧模糊，沒有一個確切的說法。有說是投機逃稅，有說是藉設立宿舍的名目炒地皮，也有說只是純粹牟取聲名罷了。不管怎樣，一九六七年春到翌年的秋，我住在這個宿舍。右翼也好、左翼也好，偽善也好、偽惡也好，從日常生活水準來看，大致沒什麼差別。
宿舍每日升起飄揚的國旗，作為一天的開始。當然配合國歌，國歌和國旗的關係形影不離，就像播報體育新聞時必定會播放進行曲一樣。升旗台位於中庭，從每一間窗口都看得到。升旗工作由我住的東棟宿舍舍監負責。舍監是五十歲前後、體格魁梧目光銳利的斟梧男子;干硬發梢混了幾根白髮，晒黑的臉上有一道細長疤痕。據說出身中野陸軍學校。其旁站著一個學生擔任升旗助手。此
人剃光頭，永遠穿學生制服，真正身分不為人知。沒人知道他的名字、住哪一棟，也沒有人在餐廳或浴室碰過他。到底他是不是學生，都沒人知道。只不過從穿著制服看來像個學生而已。他個子矮小又白皙，和中野陸軍學校男子正好相反。每天清晨六點整，就這麼兩人站在宿舍中庭，升起太陽旗。搬入宿舍初期，我經常從窗子眺望升旗的光景。每天清晨六點整，兩人準時出現於中庭。穿學生服的抱著一個恫木箱。中野陸軍學校男子提著一台 soNY手提錄音機。中舒陸軍學校男子把音響置於升旗台下;穿學生服的打開桐木箱，箱里擺著迭得整整齊齊的國旗。穿學生服的將國旗交給中舒陸軍學校男子。中野陸軍學校男子將國旗繫於旗杆繩，穿學生服的按下音響開關。
(國歌)「君之代…」
然後，國旗緩緩升上旗杆。
「……細石般」，國旗升到旗杆半途，「之於……」，國旗終於升至頂端。此時兩人抬起頭凝視國旗，挺胸立正。在天氣晴朗大風飛揚的日子，算是雄壯的一幕。
黃昏的儀式大致和清晨相同，不過順序倒過來。國旗緩緩從旗杆下降，收進桐木箱，國旗在夜裡不飄揚。我不清楚國旗為何不在夜裡飄揚?夜裡，國家還是存在。許多人仍在工作，這許多人沒有受到國旗的庇護，是不是有點不公平?或許沒什麼大不了，或許根本沒人注意，只除了我 — 而我也不過是一瞬的想法，沒什麼深刻意味。
原則上宿舍房間分配，一、二年級生兩人一間，三、四年級生一人一間。兩人一間的是有鋁門窗、縱深約六張榻榻米的長方形房間。擺設簡潔，兩張書桌椅、兩個兩段儲物櫃、兩個現成架子。架上多半擺著晶體管收音機、吹風機、沖泡咖啡或速食麵的碗盆湯匙。灰泥牆有大頭釘貼著花花公子的夾頁海報，書桌擺著幾本教科書及流行小說。男宿舍大抵很髒亂。垃圾桶有長霉的橘子皮、代替煙灰缸的空罐上積了十公分厚煙灰、杯子留著洗不幹凈的咖啡漬。地板上散置著速食麵的薄紙、啤酒空罐。風一吹，地板便揚起灰塵。床底下塞著味道難忍的待洗衣物;定期曬被的人可說絕無僅有，每張被子都吸飽汗水和體臭。
相較之下，我的房間相當清潔。地板光可鑒人，煙灰缸經常清洗，每周曬一次棉被，鉛筆整齊擺在筆座里。牆壁上張貼著阿姆斯特丹運河的照片而非雜誌夾頁：我的室友有潔癖，他負責整個房間的掃除工作，連我的洗濯都代勞了，我不用動一根手指頭。只要喝完啤酒把空罐放在桌上不久之後，它就會自動消失於垃圾桶。我的室友主修地理學。
「我研究地、地、地圖。」最初他這麼告訴我。
「喜歡地圖?」我問。
「嗯，將來想到國土地理院就職，製造地、地、地圖。」
世上真是有各色各樣的人。到底是哪些人、為了什麼動機製造地圖，我連想都沒想過。而且連說「地圖」兩字都結結巴巴的人，卻一心想進國土地理院就職，也頗為奇妙。他有時說話結巴，有時不會。然而，只要一提到「地圖」，保證結巴。
「你主修什麼?」他問我。
「演劇。」我說。
「演劇就是演話劇吧？」
「不一樣。只是閱讀和研究戲曲。魯西尼、伊奧涅斯科、莎士比亞等等。」
「我只聽過莎士比亞，」他說，「其它都沒聽過。」
其實我也幾乎沒聽過，只是課程里有罷了。
「因為喜歡才修的吧?」他說。
「說不上喜歡。」我說。
困惑的表情浮上他的臉，愈來愈深刻。我才知道好像我做了什麼錯事。
「我什麼都可以讀的，」我向他說明，「印度哲學也好，東洋史也好，都可以。不過偶然選了演劇，如此而已。」
「不了解，」他說，「像我、我、我是很喜歡地、地、地圖，才選擇研讀地、地圖學。也因此才向雙親說明，要了錢，千辛萬苦來到東京，但你好像不是。」
他立場正確，我放棄向他說明。然後我們抽籤，決定上下鋪的床位，他抽到上鋪。他永遠穿著白色襯衫及黑色的西裝褲。他身材高大、剃光頭、顴骨高聳，上學一定穿制服，鞋子和書包都是黑色的，一眼看去就是標準右翼學生打扮，大家也這麼認為。其實不然，他對政治可說完全不關心，因為選衣服麻煩所以才穿同色衣服。除了海岸線變化，或新鑿鐵路隧道以外的事，他一律不關心。而只要提到這方面的話題，他會花上一、兩小時講個不停，直到我不停打呵欠為止。
他每天六點準時起床，《君之代》國歌就是他的鬧鐘(可見升旗並非完全無用之舉)。穿上衣服，走到浴室洗臉。他盥洗要花上極為漫長的時間，讓人懷疑是不是把牙齒一顆一顆取下來刷。回到房間後，拉整毛巾縐紋，筆直掛在衣架上，將牙刷和肥皂放回櫥櫃。然後按下收音機開關，開始進行收音機體操。我屬於晚睡且熟睡型，就算體操音樂響起我也可以睡。但只要他一開始跳躍，我就會從床上跳起來。怎麼說呢，他每一跳躍(他實在是很會跳躍)，我的頭必定在枕頭上下震個不停，根本無法入睡。
「不好意思，」第四天，我開口了，「你何不到屋頂做收音機體操呢? 你把我吵醒了。」
「不行，」他說，「到屋頂上作體操，會被三樓的人抗議。這裡是一樓，才不會吵到別人。」
「那去中庭如何?」
「也不行。沒有收音機就聽不到音樂，聽不到音樂，體操做不好。」
他的收音機是要插電的，而我的收音機雖有電池卻只能聽調頻台。
「那麼，音樂開小一點，不要跳躍行不行?很吵呢，不好意思。」
「跳躍?」他一副吃驚表情，「什麼跳、跳躍?」
「就是上下蹦蹦地跳。」
「體操哪有這一部分?」
我的頭開始痛起來，很想算了。可是一旦說出口不能就此打住。我只好一面哼著NHK第一電台的收音機體操旋律，一面在地上跳上跳下給他看。
「看，就是這個，難道不是嗎?」我說。
「是……是吧?確實有這一部分，我都沒注意。」
「所以，」我說，「這部分能不能省略?其它部分我還能忍受。」
「不行，」他拒絕得乾脆，「哪有省略一部分的?我已經做十年體操了，一做就會無意識地做到全部做完為止。省略其中一部分就接不下去了。」
「那全部不要做好了。」
「這不好吧，對人下命令的。」
「嘿，我可沒下什麼命令。只想至少能睡到八點。就算早起，也希望是自然醒來，而不是被震動轟醒，了解嗎?」
「了解。」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