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際中有一抹銀色晨曦，在海面上映出一條熠熠閃爍的綠色波光，從兩者之間，駛來一艘船，靠泊到了哈維奇港，乘客們如飛蟲般湧出船艙，四散開來。在這些人當中，我們必須緊緊盯住的那個人，無論如何也算不上惹人注目，他也無意張揚。看上去，他沒什麼特別之處，只是他那身歡度假日的衣著與他一本正經的嚴肅表情之間不太相稱，僅此而已。他穿著一件瘦小的淺灰色茄克衫、一件白背心、一頂系著藍灰色絲帶的銀白色草帽。與服飾色調相反的是，他長著一副瘦削、黝黑的面孔。面部下方留著西班牙式的黑色短須，讓人不禁想起伊麗莎白時代流行的輪狀皺領。他吸著香煙，漫不經心之中顯露著認真專註。從外表絲毫看不出，在他的茄克衫裡面隱藏著一把裝滿子彈的左輪手槍，他的白背心下面隱藏著警察證，更不要說那頂草帽實際上遮掩著歐洲最富有才智的人物之一。他不是別人，正是瓦朗坦，巴黎警察局局長本人，聞名遐邇的大偵探。他從布魯塞爾趕來倫敦是要執行本世紀最非同尋常的一次逮捕行動。
弗朗博到了英國。三國警方通力合作，終於尋到了有關這個臭名昭著的罪犯的蛛絲馬跡，從比利時的根特追蹤到布魯塞爾，又從布魯塞爾追蹤到荷蘭的胡克港，並由此推斷：他會趁著倫敦正在召開「聖體大會」 之際，混入紛紛攘攘的陌生人群之中。他很可能喬裝打扮成一位低級神職人員，或是與之相關的秘書來到倫敦。不過，這尚屬猜測，瓦朗坦並不能完全肯定。沒人能把握弗朗博的動向。
多年以前，這位犯罪大王突然偃旗息鼓，不再恣意妄為，製造社會混亂。就如人們描述羅蘭 死後的情形一樣，在他銷聲匿跡之後，地球上出奇地平靜。但是在弗朗博最得意的時期（當然，我是說他最猖狂的時期），他卻像德皇一樣，形象突出，名揚四海。幾乎每天早上，日報上都會刊登他的消息，宣布他為了逃避因一樁滔天罪行而應得的懲罰，接著又犯下另一樁罪案。弗朗博是法國加斯科涅人，身材高大，膽量過人。坊間流傳著他最不可思議的趣聞異事：他如何一時興起，將一名調查法官倒提起來，讓他大頭朝下，「以使他頭腦清醒」；他又怎樣分別在腋下各挾著一名警察，跑過巴黎里沃利街。公平地說，他超群的蠻力通常只是用在一些雖有失體面但卻未釀成血案的場面。他真正的罪行主要是策劃巧妙的大手筆的盜竊。但他總是花樣翻新地犯下一宗宗罪案，每一宗本身就是一個故事。他在倫敦經營過一家赫赫有名的提洛爾乳製品公司，這家公司沒有制奶廠，沒有奶牛，也沒有送奶車，更沒有牛奶，卻有數千個訂戶。他提供送奶服務的方式很簡單，只是拿走別人家門前的小奶罐，放在自家訂戶的門前。還是這個弗朗博，他耍了一個花招，與一位女士保持難以捉摸又相當親密的通信聯繫，具體做法就是截取這位年輕女士的全部信件，然後把自己寫的回信拍照並以極其微小的字體印在顯微鏡的載物片上寄給她。不過，弗朗博的諸多犯案都有一個特點，就是手法極其簡單。據說，有一次他為了將一個旅客引入圈套，居然趁著深夜把整條街上的門牌號碼全部重新漆過。比較確切的一件事是，他發明了一種攜帶型信筒，安放在郊區一些僻靜的角落，期待著有人往裡邊投匯款單。最後一點，傳聞說他還身懷神奇的雜技功夫。儘管他塊頭很大，卻輕功了得，能像螞蚱一樣輕鬆跳躍而且像猴子一樣隱身樹頂。因此，大偵探瓦朗坦著手追蹤弗朗博之初便很清楚，即使他找到了對手，自己的探險之旅也遠遠沒有結束。
但怎樣才能找到他呢？在這點上，大偵探的腦子裡仍然沒有頭緒。
不過倒是有一個突破口，那就是無論弗朗博喬裝打扮的手段多麼高超，令他鶴立雞群的身高總是無法掩飾的。要是瓦朗坦敏銳的眼光捕捉到一個賣蘋果的高個女攤販，一個高大的擲彈兵，甚或一位個子夠高的公爵夫人，他都可能當場逮捕他們。但在他乘坐的整個火車上，也沒看到任何一個可能是弗朗博假扮的人，長頸鹿總是沒法偽裝成一隻貓吧。對同船來的那些人他已經弄清楚了。在哈維奇或中途上車的人只有六個。有個矮小的鐵路官員要乘車去終點站，三個矮小的蔬菜商是在火車開了兩站後上的車，一個矮小的寡婦從埃塞克斯的一個小城上車，一個非常矮的羅馬天主教神父從埃塞克斯的一個小村子上車。品評到最後這個人，瓦朗坦放棄了，因為他都快要笑出來了。這個矮個神父堪稱汲取了東部平原的全部精華，他的臉又圓又呆板，像諾福克無餡湯圓。他的眼神像北海海面一樣空曠。他帶著幾個棕色紙包裹，幾乎拿不過來。毫無疑問，「聖體大會」攪動了一潭死水的小地方，把這類生物一個個吸了出來，他們盲目無助，就像剛被挖出來暴露在光天化日下的鼴鼠。瓦朗坦是法國典型的極端懷疑論者，他對神父無任何好感，但還是會同情他們。而這位神父恐怕會激發任何人的同情心。他有把破爛大傘，總是掉到地板上。他似乎連自己返程票的終點站都不清楚。他傻乎乎地向車廂里的每個人解釋說，他必須得小心，因為他的一個棕色紙包裹里有一件東西，是純銀打造的，上面還帶有「藍石頭」。他舉止很怪異，混雜著埃塞克斯人特有的率直和聖人般的單純，一路上讓這個法國人開心不已。後來，神父總算是在托特納姆下了車，等他把所有的紙包裹都拿下車後，又返回來取他的傘。他取傘的時候，瓦朗坦居然大發善心，提醒他說，要看管好銀器，就不能逢人都說。但是他在沖著神父講話的同時，眼睛卻一刻也沒閑著，仔細搜尋著另外一個人，不管他是富人還是窮人，男人還是女人，只要是身高差不多達到6英尺（1米8）的人。因為弗朗博高達6.4英尺（高出4英寸或10厘米）。
然而，瓦朗坦在利物浦街下了火車，他信心十足地認為，迄今為止弗朗博還未逃過自己的眼睛。他到蘇格蘭場辦手續，使自己在這裡的活動合法化，並且就所需的協助做出安排。然後他點燃另一根香煙，漫步倫敦的街頭，走了很遠。當他走過維多利亞車站，來到車站另一面的街道和廣場時，他突然停了下來，站在原地。面前是一個精巧、安靜的廣場，非常典型的倫敦風味，充溢著出人意料的沉靜。周邊高大的公寓房，看似繁榮，卻少有人住。廣場中央是一片灌木叢，似乎久已疏於打理，像太平洋上荒涼的綠色小島。環視廣場四周，其中一邊像個講台一樣高出許多；這一邊本應自然、流暢的線條，也被倫敦常有的令人嘆服的突兀之作打破了——一家餐廳，彷彿是從索霍區 飄走，誤落到了這裡。它風格迥異，格外礙眼：花盆裡栽種著矮小的植物，長長的百葉窗，呈現著檸檬黃和白色條紋。它明顯高出街面，一段階梯從街面直上前門，彷彿太平梯直通到了二樓窗前，倒是很符合倫敦慣有的拼綴風格。瓦朗坦站在黃白相間的百葉窗前，吸著煙，思忖良久。
奇蹟最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方，就是它確實會發生。幾片白雲會在天空聚攏，形成一隻凝視的人眼。在前路不明的旅途中，總會有一顆大樹躍入視野，整棵樹的形狀就是個不折不扣的問號。在過去幾天，我都目睹過這兩種現象。納爾遜 的確是死在勝利的那一刻；一個叫威廉斯的人碰巧謀殺了一個叫威廉森的人，讓人覺得像是殺嬰案 。簡而言之，生活中存在魔法般機緣巧合的成分，而只相信眼見為實的人們，會永遠與它擦肩而過。正如愛倫·坡 那個悖論所表述的：「智慧有賴於意料之外的事。」
阿里斯蒂德·瓦朗坦是個典型的法國人，高深莫測，具有法國人特有而且是獨有的才智。他不是「思考機器」，因為那是沒腦子的現代宿命論和唯物論喜歡用的詞語。機器之為機器，是因為它不能思考。但他既是個思想者，又是個凡夫俗子。他取得的所有功績，看似有魔法相助，實則源於枯燥乏味的邏輯推理，是運用清晰而尋常的法式思想的成果。法國人不是靠推出悖論來震動世界，而是通過踐行不言自明的道理取得這種效果。他們在踐行不言自明的道理時可以走得很遠——就像在法國大革命中所做的那樣。但恰恰因為瓦朗坦懂得理性，他深知理性的極限。只有對汽車一無所知的人，才會大談特談開汽車不用汽油。只有對理性一無所知的人，才會在缺乏強有力的、無可爭辯的基本原理的情況下，大談理性思維。而瓦朗坦現在就沒有強有力的、無可爭辯的基本原理。弗朗博在哈維奇不見了，如果他真的在倫敦，他可能是溫布爾登公園裡一個高個子流浪漢，也可能是大都會飯店裡一個高個子宴會主持人。面對這種明顯一無所知的情況，瓦朗坦自有一套看法和應對方法。
在這種情況下，他信賴意料之外的事。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他跟不上理性的思路，他就要冷靜而謹慎地追隨非理性的思路。與其去意料之中的場所——銀行、警察局、社交場所，不如有條不紊地現身意料之外的地方：敲敲每所空房子的門，走進每一條死胡同，穿過每一條堆滿垃圾的小巷，圍繞每個新月狀的街區走完一圈。他對這種近乎瘋狂的思路自有一套邏輯性很強的辯護方法。他說，若是一個人有跡可尋，那是最糟糕的狀況；但若根本就無跡可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