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勒在路口等著信號燈轉綠，想不透這世界發生了什麼事。紅綠燈沒問題，這世上有紅綠燈遠比他所記得的要久，也遠比他出生前更早。他假設，幾乎從有了汽車開始，應該就有紅綠燈了；不過顯然是汽車先出現的，然後才會有設置紅綠燈的必要。他假設，一開始車子沒有紅綠燈也照樣開得好好的，然後等車子多到會彼此相撞，就有人覺得有必要設置某些控制器，以某種裝置來阻止東西向車流，而同時讓南北向車流前進，然後再轉換過來。
他可以想像一個早期的汽車司機破口大罵這種新的支配關係。整個世界都去死吧。他們把我們的權利一個接一個搶走。紅燈會亮是因為那個該死的定時器叫它亮的，碰到的人就得踩剎車停下來。就算方圓五十英里都沒別的車也一樣，他得像個該死的傻瓜一樣停下來，直到綠燈亮了，告訴他說他又可以走了。誰想住在這種國家？誰會希望自己的小孩生在有這種狗屁倒灶鳥事的世界？
有人按喇叭，把凱勒忽然從12世紀的古老時代驚回21世紀初。他發現信號已經從紅燈轉為綠燈，而緊跟在他後方那輛越野休旅車裡頭的傢伙覺得，有必要提醒凱勒注意這個事實。凱勒不太有被激怒或生氣的感覺，只是又想像一下他轉到路邊停下，拉上手剎車，然後下車往後走到那輛越野休旅車旁，車上的司機已經開始後悔朝他按喇叭了。雖然那名男子（凱勒想像他有張豬臉和雙下巴）伸手想鎖住車門，但凱勒搶先一步拉開門，抓住那名男子（此時他滿頭是汗，大聲嚷嚷，滿口威脅又同時不斷找借口）的領口，把他扯下車來，丟在柏油路上四腳朝天。然後，正當那個人的小孩（不，換成他太太好了，一個肥肥的潑婦，一頭染過的頭髮，眼角還淌著眼屎）驚恐旁觀時，凱勒彎下腰，以他從緬甸高僧虞明幽那兒習得的功夫，一招之內就將那人解決掉，熟練的雙手簡直看不出碰過那人，但他死了，儘管痛苦得難以形容，但幾乎瞬間就過去了。
凱勒幻想得很滿足，然後繼續開車上路。他後方那輛越野休旅車——現在凱勒注意到，司機是一名單獨開車的女子，綁著一條印花頭巾，旁邊的乘客座上放著一袋雜貨——跟著他開了半個街區，然後右轉，似乎渾然不覺自己才剛與死神擦身而過。
你再繼續掰下去嘛，他心想。
都是開車害的。在一切沒糟到這步境地前，他根本不必開車越過全國。他會搭計程車到肯尼迪機場，再搭飛機到鳳凰城；到了那裡他會租一輛車，開著到處繞一兩天把工作辦妥，然後還掉車子飛回紐約。來去迅速，案子處理掉，接下來他就可以繼續過自己的日子。
而且不會留下任何痕迹。你上飛機前會被要求出示身份證明，這個規定已經實施好幾年了，但以前不必是太好的證件。現在登機前卻什麼都要檢查，只差沒讓你摁指紋了；而且他們會檢查你的託運行李，還會用足以致命的輻射線量對付你的手提行李。如果你的鑰匙圈上有個指甲剪，那就拜託上帝保佑你吧。自從新的安全措施開始之後，他就再也不搭飛機了；而且也不知道自己以後還會不會搭飛機。他從報上看到，現在大家已經大幅減少出差旅行，而他明白為什麼。一個出差者寧可跳上車開五百英里，也不願意提早兩小時到機場，去面對一大堆新系統必經的繁瑣程序。如果你出差是跟一群推銷員開會，講一堆打氣的話，那就已經夠糟糕了。而如果你是做凱勒這一行的，好吧，那就更不可能搭飛機了。
凱勒旅行大半是為了工作，但有時候他會去參加郵票拍賣會，或者碰到紐約嚴冬時節，他偶爾會很想去個能躺在大太陽底下的地方。他想這類時候他應該還是可以搭飛機，出示真正的證件，登機前剪好自己的指甲，但他想這樣嗎？如果你必須歷經這一切，只為了到達目的地，那還會是一趟愉快的旅行嗎？
他覺得自己有如想像中的那名汽車司機，對著紅燈發牢騷。去死吧，如果他們要逼我遵守紅綠燈，那我就走路算了。或者我就待在家給他們看！
這一切，當然，都是從一個9月的上午開始改變的，那天兩架飛機撞上了世貿中心雙塔。凱勒住在第一大道，離聯合國大樓不遠，但當時他不在家。他人在邁阿密，已經花了一星期準備要殺掉一個名叫魯本·奧利瓦雷斯的男子。奧利瓦雷斯是古巴人，也是古巴流亡組織中的重要人物，但凱勒不確定為什麼有人願意花一大筆錢僱人殺他。當然，有可能因為他是卡斯特羅政權的眼中釘，有人判定雇個人要比從哈瓦那派出一組情報員來得安全又划算。也有可能奧利瓦雷斯根本就是哈瓦那派來卧底的間諜，於是他的流亡同志們決定把他除掉。
不過呢，他也可能是跟人家老婆睡覺，得罪了不該惹的老公，或者插足他不該碰的毒品交易。只要做點小小的調查，凱勒應該就可以查出誰希望奧利瓦雷斯死掉，以及為什麼，但他早已打定主意，這類事情不關他的事。反正有什麼差別呢？他有活兒要干，而他唯一該做的，就是去辦完。
星期一晚上，他跟蹤奧利瓦雷斯到處轉，看著他在南郊珊瑚閣市的一家牛排館吃晚飯，然後尾隨他和兩個晚餐的同伴一起去了邁阿密海灘的兩家上空酒吧。奧利瓦雷斯跟一名舞娘離開，凱勒跟著他到那個女人的公寓，守在外頭等他出來。過了一個半小時後，凱勒判定這傢伙會在裡頭過夜了。凱勒一直在觀察那棟公寓大樓的燈光明滅，頗確定他知道那對男女住的是哪一戶，而且不認為要進入那棟大樓會有多困難。他考慮過要進去把事情辦完。現在三更半夜的，沒有回紐約的班機了，但他可以把工作完成後，回汽車旅館沖個澡，收拾行李，然後直接到機場，看能不能搭第一班飛機回家。
或者他可以睡到很晚，然後過午再搭飛機回家。好幾家航空公司都有紐約飛佛羅里達的航線，一整天都有班機。邁阿密國際機場不是他最喜歡的機場——也不是任何人最喜歡的機場——但如果他想的話，也可以避開這裡；只要開著租來的車往北到羅德岱堡或西棕櫚灘，然後在當地機場還掉車子，再搭飛機回家。
一旦工作完成，他可以選擇的路線是多得數不清。
但這麼一來，他就得殺了那個女人，那個上空舞娘。
有必要的話，他也會動手的；但殺人只因為他們在場？他不喜歡這個想法。屍體越多就會引來越多警方和媒體的注意，但這不是重點，也不是因為不想濫殺無辜。他怎麼知道那個女人是無辜的？要真講起來，誰又能說奧利瓦雷斯不是無辜的呢？
之後他回想起來，當時他決定的關鍵純粹是身體狀況。他前一夜沒睡多少，又一大早就起床，花了一整天開車在不熟悉的街道上轉來轉去。他累了，實在不怎麼想爬一層樓撞進門去殺一個人，更別說兩個了。何況要是她有個室友，而那個室友又有個男朋友，而且……
他回汽車旅館，好好沖了個熱水澡，然後上床睡覺。
醒來時他沒打開電視，而是過街到對面他每天吃早餐的那家餐館。進門時，他就發現有什麼不對勁了。店裡後方櫃檯上有架電視機，每個人都盯著看。他看了幾分鐘，然後點了一杯咖啡帶回旅館房間。他坐在旅館裡自己的電視機前，看著同樣的場景，一遍又一遍。
他想到，如果前一夜他把工作完成，事發時他可能也會在空中。也或許不會，因為他大概會決定先補個覺，所以他還是同樣會在旅館房間里，望著那架飛機撞進世貿中心大樓。唯一可以確定的不同之處，就是魯本·奧利瓦雷斯，照目前狀況看來，他大概跟全美國所有人一樣，正在看同樣的新聞畫面，只不過他看的很可能是西班牙語電視台——好吧，如果昨天凱勒把事情搞定，奧利瓦雷斯現在就不會在看電視了。而且他也上不了電視。一個尋常的邁阿密兇殺案在這種日子根本不值得花時間報道，即使死者是古巴流亡小區里的重要人物，即使他是在一個上空舞娘的公寓里被雙雙謀殺的。換了另一天，這條新聞絕對有報道價值，但今天卻非如此。今天只有一種新聞，只有一個主題以無盡的方式排列，而凱勒看了一整天。
到了星期三，他才想到該打電話給桃兒，而拖到星期四很晚，他才拿起電話打到白原鎮給她。「我還一直在想你怎麼了，凱勒，」她說，「一堆飛機全跑到格陵蘭降落了，事情發生時它們全在空中，後來改降落在那兒，天曉得什麼時候才能讓它們回家。我還以為你可能會在那幾。」
「在格陵蘭？」
「當地人把困住的旅客帶回家裡，」她說，「好好款待他們，給他們牛肉湯和鴕鳥肉三明治，還有……」
「鴕鳥肉三明治？」
「哎呀隨便啦。我只是想像你在那兒，凱勒，儘管局勢糟糕，我們還是設法應對，我猜想你在邁阿密就是這麼處理的。天曉得他們什麼時候才會讓你飛回家。你有車嗎？」
「租了一輛。」
「嗯，那要好好保住，」她說，「別還掉了，因為租車商的車子全被搶光了，這會兒有很多人被困在旅途中，想開車回家。或許你就該這麼辦。」
「我考慮過開車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