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的拉斯維加斯很可笑。這裡當然是個不折不扣的夜間城市，只不過夜間一路延長到整個白天。賭場從不打烊。而且每個收銀台旁當然都放了吃角子老虎機器。早餐很難找，我坐在一個午餐櫃檯上，喝著今天的第一杯咖啡，同時抽起今天的第一根煙。幾尺之外有個老奶奶型的人正朝一台鍍鉻的吃角子老虎機喂零錢。對我來說，中午之前賭博是太不合宜了，簡直就像是星期天早上在教堂前排長椅上跟你的親姊妹搞。你要說我是清教徒我也認了——反正我心裡就是這麼想的。
我喝完咖啡、抽完煙，就離開飯店了。走一小段路來到長途汽車灰狗巴士的車站，一個沒下巴的職員告訴我，到塔湖市的巴士每隔兩個小時的三十分有一班。我沒有紙筆，心裡算了一下，覺得適合的班次是下午三點三十分的。這樣我的時間應該夠。
首先我得辦點事。
我得找到那個人，所以我就開始去找，有可能很難，也有可能很簡單。
我要找的人我並不認識。我進入的地帶，是觀光客永遠不會涉足的拉斯維加斯——破敗的、隱蔽的區域，在這些地方，霓虹燈招牌總會有一、兩個字母不亮，而合法的賭博則讓位給更粗野的活動。
我花了整整三小時到處逛，用截然不同於平日的眼光，很認真四處觀察著。但三個小時後，我找到了他。老天，他根本沒躲著。他的工作就是要讓人發現的。你在全國任何一個城市都能找到像這樣的人，總有的。他們在等待，總是在等待。
他是個大塊頭，我在城北一家又小又黑的小酒館找到他。他坐在那兒，垂著雙肩，脖子上鬆鬆系著領帶，整個人看起來就是很大。別人都在喝啤酒或烈酒，只有他喝咖啡。杯子放在他面前，但他看著報紙忘了喝。每隔一陣子，等到咖啡涼了，他才想起來，一口氣喝掉。過幾秒鐘之後，會有個邋遢的金髮女郎端一杯新的來給他。
我在吧台點了瓶啤酒，揮手拒絕了玻璃杯，直接對著瓶口喝。我拿著啤酒到他那桌，瓶子放在他桌上，坐在他對面。
有好幾秒鐘，他都沒理會我。我什麼都沒說，等著他，最後他終於擱下報紙，抬起眼睛打量著我。
他說：「我不認識你。」
「你不必認識我。」
他想了想，聳聳肩。「說吧，」他說，「錢是你的。」
「我要一些貨，」我說，「一百元的貨。」
「是嗎？」
我點點頭。
「你是做什麼什麼的？」
「做買賣的。」
「在這附近嗎？」
我搖搖頭。
「管他的。」他緩緩說。「如果這是陷阱，我早該聽說了。一百元？」
我點點頭。
「現在嗎？」
「好啊。」
他想起他的咖啡，喝了一口。「有一段距離。」他說。「你有車嗎？」
我說沒有。「那就開我的車。一起回去。生意人和顧客同一輛車。讓適當的人統治一個城市，實在很美好。不必緊張，不必頭痛。」
我跟著他離開那家酒館，出去時沒有人多看我們一眼。我猜他們都很清楚是怎麼回事。他的車停在街角，一輛新的粉藍色奧斯摩比，車窗等設施全電動。他開得很輕鬆，技術很好。我們沿著高速公路駛過大半個城區，來到南邊的郊區。
「這一帶很不錯。」他說。
我響應了兩句適當的話。他在一棟農場式平房前面停下來，房子是五房式附車庫的，還有一面很大的觀景窗。他說他一個人住這兒。我們進去，我看看這棟房子，裝潢得很現代，但不會太極端。昂貴，但不俗麗。我很好奇是他自己設計的，還是請室內設計師弄的。
「請坐，」他說，「放輕鬆點。」
我挑了一張椅子坐下，那椅子看起來不怎麼樣，沒想到坐起來很舒服，然後他消失了。這場交易簡直進行得太順利了。我找對了人——讓適當的人統治一個城市，實在很美好。一點都不必傷腦筋。
我看著牆壁，等著他回來。沒多久他拿著一個卷得好好的小紙袋出現。「三十個一元。」他說。「今天大減價。你挑對時間了。現在存貨太多，所以我們就降價出售。你要點一下嗎？」
我搖搖頭。如果他想訛我，我清點也不會有差別。我伸手掏出皮夾，這才想到我還需要別的。
「一套工具，」我說，「我需要一套工具。」
他一副覺得好笑的表情。「給你用的嗎？」
「任何人都能用的。」
他聳聳肩。「那要加一毛錢。」
我告訴他沒問題。他又離開，回來時拿著一個皮革扁盒子，看起來像是可以裝一套製圖工具的。我收下盒子和那個紙袋，給他一百一十元——就是他稱之為一元一毛的。他把鈔票摺了兩次，塞進襯衫口袋。也許對他來說，這不過是小錢而已。
回市中心的路上，他變得簡直是太多話了。他問我來拉斯維加斯做什麼，我告訴他只是經過，這也差不多是實話。
「我常常旅行，」我說，「有人的地方就去。同一個地方待太久，就會覺得太溫暖了。」
「那要看你跟別人有多親近。」
我聳聳肩。
「下回來拉斯維加斯，別忘了來看我。」他說。「我都在同一個地方，或者你問一下，他們會傳話給我。有時候價錢比今天還要好，我們可以做點生意。」
「沒問題。」
我臨下車前，他開始笑了起來。我問他什麼事這麼好笑。
「沒什麼。」他說。「我剛剛想到，這門生意太帥了。就連經濟蕭條都不會對我們有影響。這不是太美了嗎？」
我把行李留在沙丘飯店的房間里。我還不準備退房，暫時還沒有這個打算。到了三點三十分，我搭了灰狗巴士到塔湖市。車上人不多，路上車也不多，很快就到了。這趟旅程很不錯——熱情的太陽，乾淨的空氣。我自己一個人坐，望著窗外，一邊抽著煙。巴士上有冷氣，煙霧從香煙末端升起，沿著窗玻璃往上升，逐漸消散。
我們抵達塔湖時，剛好來得及吃晚餐。我很餓。我先去了巴士站的洗手間，在投幣孔扔了一枚兩毛五硬幣，然後進入一個私密的小隔間，裡頭有乾淨的毛巾和一個大洗手台。我洗了手臉，扶正領帶，覺得自己比較像個人了。
我匆忙吃了一大份晚餐，但卻食不知味。然後我離開餐廳，開始四處走動。
現在還太早，不過我還是到處逛逛。如果她在塔湖市，她就會去賭博。而這城裡的賭場就是沒那麼多。早晚我們會碰上的。
在第一個賭場，我去看了擲骰子那桌，然後每次押一元，賭擲骰人不過關。等輪我擲骰子的時候，我就放棄離開了。我還賺了幾塊錢，根本無所謂。
到了第二家賭場，我把擲骰子賺來的錢拿來玩吃角子老虎。我不斷四處尋找她，但是沒找到。於是我離開了。
然後我經過一家男裝店，看到櫥窗里的一頂帽子，想到如果我先看到她、而不是她先看到我，這樣可能會好很多。帽子應該是個好道具，會改變你的頭型或什麼的。有些地方男人戴帽子會很顯眼，因為戴的人不曉得進入室內該脫帽子。
我進店裡去買了那頂帽子。是義大利進口的，波薩利諾牌知名的費多拉氈帽，要價二十元。這樣好像有點傻，花二十塊錢買一頂帽子，卻只打算戴一次就丟掉。但我提醒自己，什麼東西值多少錢現在都不重要了。五元一頂的帽子或許也會一樣好，但這家店沒有五元一頂的帽子。我買了那頂波薩利諾，戴著出了店門。
這帽子看起來不錯，帽冠高高的，帽沿窄窄的。是黑色的，很柔軟。
我對著店面櫥窗審視自己的鏡影。調整了半天，終於讓那頂帽子戴在我頭上頗為像樣。然後我到下一家賭場去。
九點過了幾分鐘，我在卡爾登賭場找到他們了。當時我正喝著一杯波本威士忌酸酒，一面觀察著輪盤賭桌。他們就在幾碼之外的擲骰子那桌。我拿了飲料，朝他們走去。
我早就知道他會跟她在一起。我甚至可以料到他長什麼樣子。黑髮——是黑的，不是暗褐色——和寬肩膀和昂貴的衣服。頭髮梳得太整齊了，永遠一絲不亂。穿的衣服又太合身、太輕鬆，簡直不像真的。臉上一抹輕鬆的微笑。那種模樣和效果，只可能是兩種人，不是牛郎就是拉皮條的。而他不是皮條客。
我知道那套遊戲規則。她會給他一筆錢去賭，不管輸贏都不必還。當然他會跟她說他輸掉了，但信不信隨她，就看她的心情而定。
但她大概不曉得，她輸掉的錢，他還可以抽佣。這是賭場設計出來的規矩，這樣他就會盡量讓她賭得久一點。她不可能知道這個規矩，但她反正也不會在乎。錢對她來說不重要，只要她得到該有的服務就行了。
我想恨那個牛郎，卻辦不到。首先，他並不讓我覺得受傷。其次，我會知道他討生活的這個特定方法，是因為我自己時不時也會做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