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在世，記憶中會留下的都是些瑣碎小事。我頭一次跟女人做愛，是在十七歲生日過了幾個月後。如今那個女人已經從我的記憶中完全消失。我不知道她長得什麼樣、叫什麼名字，只知道她一定快三十歲了。我也不記得做愛的任何細節。大概頗為歡愉吧，但我無法確切回想起任何歡愉，也不認為歡愉對那件事有任何影響。那是一道要跨越的障礙，而當時，在跨越的過程中，歡愉或缺乏歡愉都無關緊要。
但我記得她事後說的一些話。當時我們躺在一起——在她的床上吧，我想——我正在心裡告訴自己，我現在是個男人了。「老天，」她說，「這回上床真好。」不是上床真好，而是這回上床真好。
我一定是喃喃說了些什麼贊成的話，很蠢的那種，因為我記得她大笑起來，一種奇怪的笑，混合著歡樂和苦澀。
「你不曉得這回有多好。」她說。「你太年輕了，根本不曉得差別。年輕得可以做得很好，卻太年輕不曉得自己在做什麼。」
我不曉得這是否證明了什麼。只不過人的腦子真奇怪，會去記得這類事情。那回行動本身應該很重大，很值得記憶。但行動一旦結束，我就完全沒印象了。只有那段對話仍留存在記憶中。
謀殺也是一樣的。我現在談的都是衝擊，而非記憶，但結果也還是差不多。我殺了一個人。我知道，殺人是會引起頗大心靈創傷的。軍人和職業殺手有時候會習慣，不過都要花點時間。我以前沒殺過人。現在，在小心的計畫和慎重的執行之後，我拿槍朝一個人射光了子彈。沒錯，他是毫無價值的敗類——是社會的寄生蟲，是只水蛭——但不管他的人格如何，都不能改變我謀殺他的事實，實情就是他死了，而我是殺了他的兇手。
但腦子真好笑。我策划了他的死亡，也殺了他，現在事情結束了。完結了。這樁謀殺似乎是個我可以接受的簡單事實。我不會被罪惡感折磨。不是因為個性太堅強就是因為太軟弱，但總之，我是個相當沒有愧意的兇手。
現在就要談其他的了。有三件事我揮之不去，老在腦海中浮現。頭一個，就是我開槍射殺他之前那一刻，他臉上那個詭異的表情。完全不相信，好像他忽然間走進了另外一個毫不搭界的時空。
其次是第一聲槍響。當槍聲響起時，在我耳邊好大聲，大得我的其他四種感官知覺——嗅覺和視覺和味覺和觸覺——全都遁入時光中消失了。所有的感官一片沉寂，唯有那聲槍響獨佔一切——鮮明得不得了。
第三個就是把所有子彈都射進那具死透了的身體，真是其蠢無比。我想對著一個死人開槍，給人的感覺要比朝活人開槍更冒犯。因為其中有一種純粹的殘酷性，這或許可以解釋一些事，比方有兇手把屍體砍成一塊塊、分別塞在地鐵站的不同寄物櫃里，每當這類事情被揭露時，報紙和公眾總是特別憤慨。謀殺，至少還是理性的。但想到兇手朝著腦袋已經射穿的死者再打光槍里的子彈，這個畫面實在是太荒謬了，完全沒有道理，愚蠢，而且更恐怖得多。
那個人臉上的表情。那聲槍響。浪費三顆或四顆或五顆子彈。
這三件事情是顯著的，重要的。
甚於謀殺本身。
通勤列車載我們到曼哈頓的大中央總站。我摺起《紐約時報》夾在腋下，隨著人群下車，來到車站下層。我困惑了幾秒鐘，才重拾方向感，去找我前一天存著行李箱的寄物櫃。我找到了，掏出鑰匙，打開柜子，拿了我的行李箱。然後我提著箱子到售票口，裡頭的售票員是個佝僂的老人，一頭亂糟糟的灰發，厚厚的鏡片幾乎是不透明的，他賣給我一張到克利夫蘭的單程坐席票。服務台那個像機器人的職員告訴我，下一班到克利夫蘭的火車是在三十八分鐘之後發車，在四十一號軌道。我沒費多少事就找到第四十一號軌道，在一張長椅上坐下來，行李箱放在兩腿之間。
這列火車很舒服，叫作「俄亥俄州特快號」，經過奧爾巴尼、尤蒂卡奧爾巴、錫拉丘茲、羅徹斯特、伊利和布法羅縣，然後預定在晚上九點零四分抵達克利夫蘭。我心想大概會誤點半個小時，然後安坐在那裡看報紙。中間列車長適時出現，收走了我的車票，換給我一張窄窄的紅色紙卡，上頭列著一堆號碼。他在上頭的一個號碼打了洞，然後把紙卡插進我前頭座位背後的票槽里。不久之後，另一個和善的紳士出現了。他賣給我兩片麵包，中間夾了薄薄一片美國制起司，外加一紙杯配三明治的柳橙汁。我遞給他一元，他找了我五分錢。你再也找不到其他像搭火車這樣的經驗了。從篷車時代以來，沒有其他交通工具能夠費這麼多時間、花這麼高成本，卻只能走這麼短的距離。這真是個了不起的成就。
我們準時到奧爾巴尼。但到尤蒂卡奧爾巴晚了五分鐘，到錫拉丘茲時又多遲了七分鐘。往羅徹斯特路上耽誤了八分鐘，抵達布法羅縣時再晚五分鐘。然後我們在布法羅縣那站又因為不明原因而多等了一陣子。或許是因為鐵軌上有隻牛吧。諸如此類的。
火車到克利夫蘭的時候，已經九點四十五分了。接下來列車將往南開到辛辛那提，中間經過像春田、哥倫布、代頓這類莫名其妙的城市，我不敢想像最後到達辛辛那提時會誤點多久。我在克利夫蘭下了車，手上提著行李，準備先找家旅館，再找家餐廳吃飯。
旅館位於十三街和彭恩大道交叉口的角落，老舊但體面，便宜但不廉價。房裡有個沖澡間，這當然很有用，另外還有個看起來頗誘人的大床。我換上輕鬆點的服裝，出去吃晚餐。
那家餐廳充滿「我們來假裝現在是一九一〇年吧」的氣氛，仿造的煤氣燈，地板上鋪著鋸木層，侍者身穿白外套，頭戴寬邊大草帽。不過食物有所彌補。我點了牛排、烤洋芋，還有一盤鮮奶油菠菜。餐前喝了波本威士忌加水，餐後喝黑咖啡。咖啡裝在一個有木頭把手的白錫壺裡。一般謀殺案兇手都吃些什麼？喝些什麼？
《克利夫蘭通訊報》沒登那則謀殺新聞。這份報紙不折不扣是種種克利夫蘭資訊的大倉庫，頭版是火災和市政弊案，最末版是一個小小的瞭望台式專欄，登了一篇小家子氣的濫情韻文，害我下了肚的牛排都差點吐出來。讀者不時可以發現，我的媽，克利夫蘭外頭的世界有種種大事正在發生。比方航太總署在佛羅里達州卡納維拉角的基地有個火箭即將發射，泰國發生了革命，義大利正在舉行選舉。另外紐約發生了一樁謀殺案，但《克利夫蘭通訊報》卻不曉得。
我找了個垃圾桶把那份《克利夫蘭通訊報》塞進去，然後到處逛了一下，看有沒有報攤賣紐約的報紙：大部分沒有。其中一個有，我買了一份《紐約世界電訊報》，帶回旅館房間，打開來仔細搜尋。
我找了好久。從頭版一路往後，不知不覺就翻到二十二版，終於找到了。位於第三欄，共有六段，十八級的標題佔了兩行：
威徹斯特男子
家門外遭槍擊身亡
清晨的槍聲粉碎了住宅區切希爾的一片寧靜，一輛路過的汽車開了五槍，擊倒一名剛步出家門的進口商人。
死者是五十二歲的進口商人萊斯特·基思·布拉薩德，現居拉斯康門道341號，公司位於下曼哈頓。他是在離家前往上班時遭到殺害。當地警方在案發現場數個街區之外發現了一輛贓車，據信是兇手謀殺時所駕駛的交通工具。
對於這樁典型黑幫手法的命案，死者的遺孀莫娜·布拉薩德想不出任何可能的動機。「基思沒有任何敵人。」她告訴警方和記者。她承認他最近似乎很緊張。「但那是因為生意上的事情。」她說。「據我所知，他沒有任何私人問題。」
切希爾的警探阿諾德·史維納同意，這件兇殺案似乎毫無道理。「他有可能是被誤殺的。」他推論。「這看起來像是職業殺手做的。」
史維納的說法是指謀殺手法——從一輛贓車上開了數槍。這是黑道間風行多年的作案方式。
切希爾警方目前正與曼哈頓西區兇殺組的警探密切合作，進行這樁命案的調查。
最後一段是個突然的轉折。如果西區兇殺組已經介入，這表示警方會尋找這件謀殺案在生意上的動機。於是，就表示基思的辦公室會經過一番徹底搜索。我無法確定他們會找到那些海洛因，但機率很大。西區兇殺組裡的警探絕對不是什麼蹩腳外行人。
我又看了一次報導中引用莫娜的話，忍不住咧嘴笑得像個食屍惡鬼。她表現得太完美了，口吻拿捏得恰到好處。基思沒有任何敵人——除了他親愛的妻子和她的男朋友。她承認他最近似乎很緊張。但那是因為生意上的事情。據我所知，他沒有任何私人問題。
那個口吻很適當。她沒設法向他們解釋，但卻給了一點線索，讓他們自己去拼湊出全貌。我把整件事情布置得很好——一件典型黑道手法的命案。現在她的反應也恰到好處，海洛因則是下一個環扣。等到警方發現了，整場球賽就結束了。他們會認定這是一樁黑道兇殺案，沒問題，不然還會是什麼？
我折起報紙，扔進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