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早上，姐姐打來一個電話，讓我回一趟椿樹街的老家。她替我包了茴香餡的餃子。我雖是北京人，可平常不怎麼愛吃餃子，尤其是茴香餡的。姐姐說，常保國聽說我答應搬家，這兩天心情不錯，一次也沒打過她，也很想和我好好喝兩盅。我買了一點水果，並把頌平送我的兩件TOMMY牌襯衫帶了去，權作禮物。我不敢告訴她，襯衫是蔣頌平送的。多年來，在我們家，「蔣頌平」是一個被禁錮的名字。同時被禁錮的，還有一段壓在姐姐心頭的秘聞。
常保國是否知道這段隱秘，我不敢肯定。
母親去世後，我從未回過椿樹街的老家。有一次，我去大紅門，從一個福建人手裡，購買捷克產的KR膽管，恰好從椿樹街經過。我遠遠看見老家的院門關著，也就沒去打擾他們。姐姐有一個兒子在深圳，但已經懶得和他們來往。有一年，姐姐和姐夫大老遠跑去寶安看他，那個與馬來西亞人結了婚的外甥，據說在一家公司擔任高管，竟然拒絕和他們見面。夫妻倆在世界之窗公園逛了逛，對著按比例仿製的凱旋門和荷蘭風車，胡亂拍了幾張照片，就灰頭土臉地回來了。
可這並不影響姐姐逢人就炫耀她的兒子有出息。
椿樹街在南城，其實只是一條狹窄的小衚衕。有人叫它椿樹坊，也有人叫它造甲營——大概是過去八旗兵製造鎧甲的地方吧，總之比較混亂。我們家的兩間磚房，又低又矮。父親還活著的那些年月，又在旁邊的空地上接出了一間房。居委會的人三天兩頭找上門來，勒令拆除。父親照例一聲不響。被逼急了，也只是用一聲長長的嘆息來表明他的態度：啊！
可誰都弄不清他這個「啊」到底是個什麼鳥意思。
母親已經有點頂不住了，可父親反而得寸進尺，用造房剩下來的磚瓦，在房前又圍了一個足有三四十平方米的小院。奇怪的是，小院圍成以後，居委會的人卻再也不上門來了，他們採取了默認的態度。他們害怕父親的沉默寡言。
父親長得高大白凈，背有點駝，對什麼事情都抱著一種無所謂的態度。他原先是酒仙橋一家國營電子管廠的正式職工，後來不知出了什麼事，就被打發回家了。成天圍著一塊白布圍裙，戴著藍咔嘰布的袖套，在家對面的衚衕里替人修收音機。我那時還小。有一天，我問母親，爸爸為何從來不跟我們說話？母親說，他心裡很苦，性情就變了。她還說，我剛出生的那些日子，他每次下班回家，進門第一件事就是趴在床上，在我臉上一頓亂親，連鞋都來不及脫呢。聽她這麼說，站在一旁仰望著她的崔梨花，臉上就有了迷茫的表情。
「他也親我嗎？」憋了半天，生性膽小的崔梨花終於問道。
「也親。」母親想了想，笑著摸了摸她的頭。
終於有一天，在那間光線幽暗的修理鋪里，父親趴在堆滿半導體零件的小桌上，手裡攥著一把綠色的小改錐，死了。
據說是心肌梗塞。
那天傍晚，我到得稍微早了一點。常保國在鄰居家打牌，還沒回家。姐姐在砧板上剁肉。她本來也可以使用冰箱里的肉末，可她說機器壓出來的肉泥有股子生鐵味，不好吃。她只比我大兩歲，可已經老得不成樣子了。這麼多年來，我還是第一次這麼認真地打量她。她笑起來的時候，總有一種故意討好別人的意味。雖說一向如此，可我每次看見她這張臉，心裡總有點厭惡。她問我最近有沒有找到意中人，並馬上提到，她們單位有一個離異的同事，四十歲左右，有一個十三四歲的小男孩，人倒是很實誠，長得「美麗端莊」，就是說話有點大舌頭，問我願不願意見一見。
我告訴她，前幾天剛剛遇到過一位算命先生，聽他的口氣，似乎我這輩子再也結不上婚了。我沒提是在哪兒見到這位算命先生的，她聽不得「蔣頌平」三個字。
「算命瞎子的話，你也能信？」姐姐說，「這些年，我給你說過的對象，少說也有一打了，高不成低不就的。要我說，你恐怕心裡頭還是忘不了玉芬那個狐狸精。」
「沒準是吧。」我笑了笑，胡亂地敷衍了一句，懶得和她再說下去。
「你要不要進裡屋去看會電視？保國一會兒就回來。」
我麻木地望著她，沒有吱聲。看著她近來染得黑里透黃的頭髮，我的心裡忽然有些傷感。恍惚之中，我一度出現了錯覺，彷彿站在我面前的這個人，就是母親。像母親那麼瘦，像母親那樣越長越小。一陣涼風吹進屋來，老槐樹抖下幾片黃葉，我的鼻子不由得一陣陣發酸。有點想，怎麼說呢，有點想過去摟摟她。
「要不，你到外面去轉轉？」姐姐對我的失神似乎也有點意外。
於是，我走到了屋子外面，坐在院子的門檻上抽煙。
衚衕里停滿了汽車、平板車和殘疾人的三輪摩托。父親當年工作過的那個修理鋪，早已不在了，如今開了一家明爐烤鴨店。隔壁的國營理髮店和一家浙江人開的裁縫鋪子也都不見了蹤影。只有公共廁所還在原先的位置，還像原先那樣騷烘烘的，只是外牆貼上了藍白相間的瓷磚。衚衕里來來往往的人，我自然是一個都不認得。
人的記憶，確實有點不太可靠。我明明記得這個衚衕，曾經是那麼寬，那麼長，彷彿到處都是樹木的濃蔭，滿地都是白色的槐花，不像如今這般雜亂和逼仄。小時候，衚衕東面的丁字路口，長年都有小販在那兒擺攤。夏天是搖著扇子、戴著草帽、疊著好幾層肚皮的大爺，照看那一堆碧綠的西瓜。冬天，佔據那個街角的，是烘爆米花的山東人，或是賣冰糖葫蘆和棉花糖的小販。
坐在門檻上，看著夕陽中荒蕪的街道，我心裡有一種浮薄的陌生感。那些過去生活的吉光片羽，像某種早已衰歇的聲音留下的迴響，攪動著遲鈍的記憶。我並不喜歡懷舊，心中有些沉甸甸的傷感，也許正是因為這個地方曾被稱作「家」吧。屋頂上的颯颯的樹聲，枝椏上的月亮，蟬鳴和暴雨，以及清晨空氣中剛出爐的煤渣的香氣，曾經日復一日，伴我入睡，也曾在黑夜中輕輕觸摸我的靈魂。一旦那種特有的幽寂之感壓在心頭，你就會有一種時過境遷、精華已盡的恐懼，就像你全部的好日子都已經被揮霍完畢。
我們家在衚衕的東頭，蔣頌平住在街西。我們兩家之間，隔著一座小四合院和一機部的家屬大院。那座精緻的小四合院不常有人住，但偶爾也可以看到門口的石獅子前，停著一輛黑色的高級轎車。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候，樹木掩映的小院中，有時也會亮起一片迷濛的燈光，通宵達旦。直到現在，我仍然不知道當初住在裡面的到底是什麼人。
我時常看見幼年的蔣頌平，踢著一隻髒兮兮的豬尿脬，或者滾著一個鐺鐺作響的小鐵環，從街西一路走過來，快到丁字路口，又再折回去。我們家的位置，恰好處在他神秘而孤獨的旅程的折返點。有時候，蔣頌平手裡，既無尿脬，也無鐵環和彈弓，而是用一枚棗核劃著牆，在那些布滿「我日」和「打倒」字樣的灰泥牆上，留下一道道白印，直到他把棗核磨出眼睛和嘴，使它變成一張人臉。
幾乎沒有人搭理他。
每當他走過我們家門口，母親總是要多管閑事地探一探身子，朝外面張望，並感慨一句：蔣二麻子家的這根獨苗，大概是她所見過的最孤獨的孩子了。「蔣二麻子」是誰，他們家大人是幹什麼的，我從未聽人說起，更未見過面，彷彿他們壓根兒就從未存在過。後來，頌平漸漸就和我姐姐混熟了，並很快加入了女孩子們的遊戲。踢毽子，跳橡皮筋，抓羊拐，居然樣樣精通。蔣頌平自甘墮落地在女孩兒堆里混，大概是那個年代過於寂寞了吧。
我記得有一段時間，姐姐忽然就迷上了抓羊拐遊戲。她把羊的踝骨磨得像玉石一般玲瓏剔透，將它浸泡在紅墨水中染色。她還偷偷地用珍貴的綠豆縫製漂亮的沙包，不知道挨了母親多少巴掌。我從未玩過這種遊戲，也不大知道它的規則，但我似乎聽說，要玩這個遊戲，至少得有四枚羊拐才行。在那個年月，要弄到這些東西並不容易。而蔣頌平有一個魔術師的口袋，只要姐姐想要，他的口袋裡一定會有。當他把一枚枚不知從哪裡弄來的黑乎乎的油膩之物遞到姐姐手中，傻傻地向她大獻殷勤的時候，姐姐總是對他哈哈大笑：「蔣頌平，莫非，你爸媽是開羊肉店的？」
父親發心臟病猝死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幾乎每天都會去他幹活的那家無線電修理店。在父親生前用過的那個工作台前，靜靜地坐上一會兒，心裡就會好受一點。店裡另外兩個修理工，只當看不見我。他們既不和我說話，也不關心我幹什麼。甚至就連父親死去的那些日子，我也沒有從他們嘴裡聽到片言隻字的安慰。我的心裡受不了那份冷漠，就暗暗地懷上了憎恨。我每天大模大樣地走進修理店，坐在父親的工作台前，看著那台裝了一半的收音機和那把綠色的小改錐發愣。彷彿那是屬於我的權利。
等到天漸漸地黑下來，母親流著淚找到我，一聲不響地把我從那兒領回去。幾乎每天都是如此。
直到有一天，那個名叫「許大馬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