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已經知道了，我是一個專門製作膽機的人。在北京，靠干這個勾當為生的，加在一起不會超過二十個人。在目前的中國，這大概要算是最微不足道的行業了。奇怪的是，我的那些同行們，雖說都知道彼此的存在，卻老死不相來往。既不互相挖牆腳，也不彼此吹捧，對於同行的技藝從不妄加評論，各自守著有限的一點兒客戶，聊以為生。這個社會上的絕大部分人，幾乎意識不到我們這夥人的存在。這倒也挺好。我們也有足夠的理由來蔑視這個社會，躲在陰暗的角落裡，過著一種自得其樂的隱身人生活。
我不太喜歡「發燒友」這個稱謂。我不過是一個手藝人。說實在的，多年來，我心裡一直為此感到自豪。你知道，現如今，論起手藝人的地位，已經與乞丐沒有多大區別。那些學問淵博的知識分子，對眼下這個社會的變化，也許能解釋得頭頭是道，可依我粗淺的觀點來看，這個社會的墮落，正是從蓄意踐踏手藝人開始的。
不過，說起我們這個行業，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也曾火爆過一陣子。那時候，一年一度的北京國際音像展居然人潮湧動，門庭若市。你似乎很難理解，那麼多的巴赫迷、瓦格納迷、富特文格勒迷、卡薩爾斯迷，到底是從哪兒鑽出來的。那時候，你與文人雅士們打交道，人人都以聽流行音樂為恥（坦率地說，這也有點過分）。即便大家都在談論古典音樂，你若是想要讓別人對你心懷敬意，甚至連貝多芬和莫扎特都羞於出口。要談就談更為冷僻的泰勒曼、馬勒或者維奧蒂，哪像今天，居然連李宇春也聽得津津有味。
那時候，北京音樂台的97.4調頻立體聲，還專門製作了一檔叫做「發燒門診部」的節目。每當節目播出時，我都會掩上房門，關掉電燈，讓自己完全浸沒在黑暗之中，用自己組裝的收音機收聽這個節目。那時，我還住在椿樹街的老房子里。當那些奇妙的音樂從夜色中浮現出來的時候，整個世界突然安靜下來，變得異常神秘。就連養在搪瓷盆里的那兩條小金魚，居然也會歡快地躍出水面，搖頭甩尾，發出「啵啵」的聲音。每當那個時候，你就會產生某種幻覺，誤以為自己就處於這個世界最隱秘的核心。
兩年後，我製作的膽機開始有了固定的客戶。我還被請到了北京音樂台的錄音室，擔任過「硬體醫生」一類的嘉賓。可是現在呢，不用說「發燒門診部」這檔節目早已無疾而終，假如你在開車時偶爾想從收音機里聽一點古典音樂，簡直比中彩票還要難！不知為什麼，現在的節目主持人，似乎更熱衷於說話。他們一刻不停地說著廢話，還人為地弄出一些誇張的笑聲或掌聲來，就像在話筒前自己胳肢自己，真是無聊透頂。
總而言之，九十年代的古典音樂氛圍，是今天的人難以想像的。我的妻子（當時還是女朋友）在河北職業技術學校讀中專，她曾經不止一次地跟我提到過，在她們學校，每天廣播台播放的第一首曲子，竟然都是挪威作曲家格里格《彼爾·金特》中的「晨曲」。你可以想像，每天清晨從這樣一個旋律中醒來，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
好吧，我現在不妨就來說說我的妻子。
和她相識的那會兒，我還不曾進入發燒器材這個行當。那時，我還在王府井的「同升和」賣鞋呢。玉芬第一次走進我鞋店的時候，我就注意到她了。你沒法不注意到她。她有一張純潔而俏麗的臉，你每看它一眼，心裡都會被鋒利的刀片劃一下。怎麼說呢，有一種想豁出命去跟她好的衝動。她一連試了三四雙皮鞋，都覺得不合適。既不買，也不走，一個人坐在試鞋的小皮凳上，唉聲嘆氣。
我暗暗地觀察了她好一陣子，眼看著門外的街道沉沉地黑了下來，遊人逐漸散去，成群的烏鴉在樹枝上不停地哀唳。到了打烊的時間，我心裡還惦記著去寬街給母親抓藥，只得朝她走過去，用一種不容置疑的口吻對她說：「能不能讓我看看你的腳？」
大凡人在遇到煩惱的時候，很容易受人暗示，聽人擺布。她順從地仰起頭，看了我一眼，對我的莽撞和唐突毫不在意，撅著嘴問我道：「你要看哪一隻？」
我說，隨便哪一隻都行啊。
她立即脫下了那雙飄馬運動鞋，甚至毫無必要地褪去了絲襪。我朝她的那隻右腳瞥了一眼，轉身從貨架上取下兩雙鞋，供她挑選。她試了試，立刻就決定把兩雙都買了。那天臨走時，她問了我這樣一個問題：她在西單和王府井的鞋店轉悠了一整天，千挑萬選，沒瞅見一雙中意的，而我呢？居然在短短的幾分鐘之內，隨手為她挑了兩雙鞋，都那麼合腳，就像是專門為她定做的一樣。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也許是心情比較好的緣故，我一得意，接下來的回答，你還別說，聽上去怎麼都有點格言的味道：「一點都不奇怪。人總是在挑選不適合自己的東西。」
其實，從後來的事情來看，這句話根本不是什麼格言，反而有點像讖語。玉芬第二次來店裡買鞋，我就提出帶她去兒童劇院對面的全聚德吃晚飯。她居然同意了。一個星期之後，我又約她一起看了場電影。她是一個特別隨和的人，隨和得有點讓人心裡發憷。關於這一點，我一直搞不懂是怎麼回事，就像是隔著一層霧在看她似的。在我們開始交往的頭兩年里，我們從來沒有拌過嘴，她也從沒有為任何事情顯露出疾言厲色。她這種人，彷彿就是為了一刻不停地贊同別人而存在的。
我的好朋友蔣頌平曾感慨說，咱北京的姑娘，多少都有點「虎妞」的秉性。一不高興，隨時都會脫下鞋子來砸人。看來，這句話也不怎麼靠譜。我也曾帶玉芬去頌平那裡玩過一次。他對我的「好運氣」感到難以理解，甚至還有些憤怒。他當著我的面，站著跟玉芬說話時，身體都會不由自主地往前傾。
原來，還真有「為之傾倒」這回事啊。
九十年代末，我靠著給別人定做膽機，慢慢積攢下來一筆錢。有了一點家底之後，我立即從「同升和」辭了職，在「超音波」租下一間門面，加盟香港的一家音響銷售公司，開始專門代理英國的「天朗」揚聲器。那時候，在北京的音響市場里混，你想不賺錢都難。沒過多久，我就在上地東里買了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我覺得有足夠的底氣向玉芬求婚了，就帶她回家見我母親。實際上，是想讓母親為我感到驕傲。
母親當時已經知道自己得了什麼病，但說起話來，仍不乏幽默。我把玉芬帶到母親房裡晃了晃，就讓她去廚房幫姐姐做飯去了。我一個人待在母親床邊，有些得意地問她老人家，對我帶回家的這個兒媳婦是否滿意。老太太想了半天，抓住我的一隻手捏了捏，笑道：「這丫頭，賣相好。」
這句話我可不愛聽。什麼叫做「賣相好」？讓人聽上去很不是滋味，就像是在評價剛出欄的一窩小豬似的。過了半晌，母親喘了喘氣，又說了第二句話：「這丫頭，脾性好。要說人品呢，倒也還善良仁義。」
聽母親這麼說，我心裡的一塊石頭落了地，滿心以為她是在誇玉芬呢，心裡的那個高興勁兒，嗨，就別提啦。可母親歪在床上，披著一件老棉襖，咳了半天之後，忽然用手拍拍床沿兒，示意我坐下來，坐在她的手能夠得到的地方。誰知道，她把手搭在我的肩上，忽然對我說：「孩子啊，你要是不在乎我的意見，就當我是放屁。要是真的想讓娘給你拿個主意呢，我勸你，最好不要跟她結婚。這丫頭，我替她細細地相了面，樣樣都好，可有一件，沒有定星盤。」
我問她，「定星盤」是什麼意思。她是江蘇鹽城人，說話時經常夾雜著一些方言，有點不太好懂。母親想了想，仍然笑著對我說：「這丫頭，就是有點水性風流。不好。說句難聽的話，你這個婆娘，有一多半是為別人娶的。咱們這樣的人家，消受不起啊。」
她隨後還說了一句諺語：「從頭看到腳，風流往下跑；從腳看到頭，風流往上走。」愣是把我給逗樂了。
不過，那年國慶節我們成婚時，母親倒也沒說什麼。既不阻攔，也沒把不痛快掛在臉上。當姐姐領著新娘子走到她床邊，改口叫媽的時候，母親不僅高聲答應，還笑眯眯地強撐著要坐起來答禮。她把早就壓在枕頭底下的兩百元禮錢，鄭重其事地遞到玉芬的手中，還順勢摟了她一下。
母親的話被應驗，已經是四年以後的事了。
有一天玉芬下班回家，柔聲細氣地提出跟我離婚。她要離婚的理由，居然是和他們單位新來的一個主任「好上了」。我一個人在陽台上抽了兩包煙，還是覺得有點接受不了，便去卧室將她推醒，低聲下氣地請她「再考慮考慮」。玉芬迷迷糊糊地睜開眼，沒頭沒腦地說了句：「還考慮什麼呀？親愛的，我跟他已經那個了呀。」
我沒辦法，只好一個人走到廚房，用水果刀在自己的手背上扎了個窟窿。
和玉芬鬧離婚的那些日子，母親的生命也快要走到了她的盡頭。左鄰右舍，包括她以前單位的同事，那些老姐妹，都來勸她趕緊去醫院。母親死活不依，只是靜靜地望著她們笑。老太太有她自己的盤算。她知道，這一次住了院，說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