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佳說，賭場就在城西大橋往西，問我到底去不去。我想了想就答應了。
那是白露，人們開始鬥蟋蟀，同時賭錢。有這種賭場，藏在城市隱秘的角落裡，職業賭徒、業餘賭徒、蟋蟀玩家混雜在一起，像一個微型的角斗場，羅佳的爸爸也在其中。他已經從牢里放出來一年多了，在這段時間裡，他迅速欠下了巨額賭債，輸掉了僅有的房子。她搬到郊區住著，農村廉價的房子，既省錢，也免於債主上門騷擾。
她說，凡是斗輸了的蟋蟀，都會被踩死，因為它輸過一次就失去了再斗的資格。但是她的爸爸，簡直是一隻不死的蟑螂。他永遠都在賭，永遠都在翻本。
那時羅佳已經是我的女朋友了，我們都十八歲，我被技校開除不久，而她早已成為放蕩的馬路少女。她媽媽已經死了有三年，以前住的房卡房 ，用來抵債大概不值一千塊錢，可是連這都被收走了。她說農宅不錯，其實比城裡的房子寬敞，但那地方沒有煤氣，也沒有自來水，冬天快要來了，再熬下去她爺爺和奶奶非得凍死一個不可，或者兩個全都凍死。她爸爸已經不回家了。
「去砸場子嗎？」我說。
「就去看看。聽說他贏了很多錢，我就可以搬家了，但他不想把錢拿出來，也許他贏了錢在外面有女人了。我再也不想住在那個鬼地方了。」
我們騎著自行車打算出發，我看看手錶是下午四點，她說一小時就能到。
「賭場給你進去？」我問。我知道那種地方都是秘密場所，怕警察沖。
「我去過的，他們有點認識我。」她說。
「也許不給我進去，我身無分文，不太像個賭錢的。」
「你就說你是去賣蟋蟀的，你歪頭的樣子最像干這個的。」她說，「我還帶了一個蟋蟀呢。」
「你也打算去賭？」
「笨蛋。真正的賭棍是不需要帶蟋蟀的，他只要帶錢押寶就行了。」她說，「我身上也就剩下兩塊錢了。」
她從口袋裡掏出竹筒，拔出塞子，跳出一隻三槍。按照我童年時的經驗，誰要是放出一個三槍，就會招致嚴重的嘲笑。我誇張地笑了起來。她說：「有什麼好笑的？」抬腿把那隻可憐的母蟋蟀踩死了。
「那就走吧。」我說。
在此之前我剛剛被化工技校開除，成為馬路少年的一員，成為和她一樣的人。我終於到達了這個地方，說起來這也不是我努力所得，而是她混慘了。
我在化工技校算是把什麼壞事都學會了，剛進學校的時候，我摸了摸自己的歪頭，估計第一天就會被人欺負死，這所學校出了名的流氓土匪，生存壓力太大。當時我的理想是去烹飪技校做廚子，廚子們當然不歡迎我。
然而我猜錯了，那是極為嚴厲的年份，開學第一天我們所有人都被鎮住了，氣氛異常肅穆，教學樓正門口掛著橫幅，要求整頓學風，警惕和平演變。新生們坐在教室里噤若寒蟬，高大威猛的班主任在教室里穿梭來往，先是勒令一個穿牛仔褲的學生脫下褲子，僅著一條短褲繞教學樓跑圈。學校沒有操場，跑步都得繞教學樓。其次是讓一個穿花襯衫的去食堂里鏟煤，恢複一下勞動人民的本色。輪到我的時候，班主任很仔細地檢查了我脖子，又拉拉我的頭髮，確認我是天生的歪頭和天生的鬈髮，這就算下馬威了。第二天有兩個在走廊里吵架的同學被拎到教務處，一人挨了一個警告處分，我們都嚇傻了，連廁所在哪兒還沒認清呢，就已經被處分了。頭一個月里，高年級的孩子像割草一樣紛紛遭到退學和開除，那幫大孩子也懵了，說以前不是這樣的，管得可松呢，只要不打老師基本上不會有任何懲罰。這時你抬頭看看學校里的橫幅就會明白為什麼。
那所學校靠近城東的大橋，旁邊是護城河，往北走一段路就能看到監獄，羅佳的爸爸就曾經關在這裡，我姐姐的男人也是。在八十年代，羅佳曾經一次次地帶我來到這裡，她以一個明媚而憂傷的形象留在了我的記憶中，然而我已經失去了她。
技校的生活十分乏味，但並不平靜。開學沒多久我就見識了一場校內鬥毆，一個學生被人捅穿了肚子，警車直接開進學校，把一群高年級的學生帶走。接下來的日子，更為嚴厲的管制開始了，牛仔褲絕對不允許穿，軍褲也不允許，皮鞋必須得看鞋頭，尖頭和方頭的都不允許，圓頭的可以。襯衫不能帶花，帶條紋的也不行，必須一色的，下擺束在褲子里，領口的扣子只能解開一顆。如果有同學穿打補丁的褲子，那是要受到表揚的。有一次一個笨蛋穿著打補丁的褲子、襯衫和球鞋一起出現，為了求得更多的表揚，結果被班主任趕了出去，說他太像要飯的了。
打架一概處分，見血必開除，打老師的直接送去拘留。有時候不說話的也會倒霉，比如說，校長正好看見你在走廊里站著，他走過來問你四項基本原則是什麼，答不上來就繞教學樓跑吧。
學校明文規定不許蓄鬚，我們之中很多人都沒鬍子，只有嘴唇上的一溜細黑汗毛，這在許可範圍內，汗毛不是鬍子，可是有一天又宣布這全都算鬍子，必須刮掉，我們都去颳了，刮掉以後又長出來，從此它就是鬍子了。
我在十七歲時經過了猛烈的變聲期，颳了嘴唇上的汗毛，從此一發不可收拾，這讓我高興，原來歪脖子並不與荷爾蒙有關，我一切正常，在技校這個地方甚至可以變得更兇悍，像個真正的怪物。
那段時間沒什麼人欺負我，我們班上有一個最強的男人，綽號呆波，他的爸爸媽媽都是跟我爸爸學跳舞的，一九八四年在文化宮俱樂部的第一批學員。呆波佩服我爸爸，按輩分算起來他是我的師侄，不過我不能這麼說，他讓我做他的師弟我也認了，我在呆波的小團體內混得不錯，他們僅僅是嘲笑了我歪頭的客觀事實，並未將這種羞辱付諸行動。我經常買香煙給他們抽，這是一種示好。很快我也成了一個真正的煙民。
我姐姐曾經嘲笑我抽煙的樣子，歪著頭，滿臉無所謂，殘疾而墮落，自以為離經叛道。我告訴她，技校對抽煙的懲罰十分嚴厲，這種在成年人來說極度普通的行為是校園內的頭號禁忌，你甚至可以公開弔馬子，但你不能公開抽煙。我也不知道那些老師為什麼會痛恨它。懲罰的方式也很特別，不處分，不批評，而是扣津貼。技校每個月發給學生十五元津貼，國家補助的，這筆微薄的財產是我們唯一的尊嚴所在，你可以考試不及格，可以被處分，甚至趾高氣揚地捲鋪蓋滾蛋，可是只要你還待在這鬼地方，每個月的月底看到別人拿錢，自己身無分文變成一個窮鬼，一個戇卵，這極傷自尊。儘管只有十五元，但它可以叫人發瘋。所以你應該認識到，我這麼干是真正的離經叛道，就像我沒事愛摸電門一樣。
我們依然在任何可能的場所抽煙，廁所里，樓頂上，樹蔭下。這所學校基本都是男生，抽煙乃是一項光榮的革命傳統，甚至比打架更重要，所有的男生都保持著一種強硬的姿態：我可以穿打補丁的衣服，可以老老實實，可以背誦四項基本原則，但是老子必須抽煙——因為他媽的，抽煙和資產階級沒有一分錢的關係，無產階級才抽煙，資產階級都他媽的戒煙了。
抽煙讓我有一種孤獨感，小小的，微微的。我經常爬到樓頂上，叼著香煙靜靜地望著護城河，對岸的監獄，帶鐵絲網的高牆、圓形崗樓以及像勺把一樣彎曲靜默的大橋。我用這種方式懷念著羅佳，整整十年，我像是穿過了漫長的旅程，到達了一個荒涼而珍貴的地方。我想她簡直快想瘋了。
那是殘疾而墮落的年份。到了九○年，我被評為年級里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得說是我活該，在一次文體活動中，我被呆波他們抬起來扔向一個高年級的美女，她是學生會主席的女朋友。她發出慘絕人寰的尖叫，歪頭，快點滾開。我聞到她身上好聞的味道，她和羅佳長得有點像，一瞬間我沉醉地閉上眼睛笑了，於是我就資產階級自由化了。
技校的資產階級是什麼滋味，我算是嘗到了。每次開大會都是由這些人做開場白，先彙報自己的思想，再站到牆邊，背誦四項基本原則，然後到外面去跑步。有一本白皮小冊子供我們學習，每半個月這些資產階級以及其他受處分的無產階級匯聚一堂，根據教導主任的要求默寫這本政治手冊上的一切內容。最可氣的是我們這些資產階級既不會被開除也不會被處分，說白了，只是個虛名。我曾經問過班主任，既然不喜歡我，為什麼不讓我滾蛋，反正我也不想在這裡待下去了。班主任說，如果我們都滾蛋了，學校就沒有資產階級了，那麼政治課還找誰去上呢？畢竟不是文化大革命，要置我們於死地，無非是教育教育，給大家做一個可供參考的實例——實在對不住，技校這種地方能找到你們資產階級的也實屬難能可貴，忍幾天就過去了。
我們每星期都會有一個下午關在會議廳里看錄像，裡面的士兵燒得不像樣子。那會兒已經不打仗了，大家都覺得當兵沒什麼危險，猛一看到錄像，發現共和國還是很需要衛士的。三個犧牲的士兵的名字被刷在牆上，沒過多久這些名字又被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