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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活到十六歲時覺得自己已經不是男孩了，可那時社會上開始把男孩女孩的標準往上提，二十五歲以下的都算，於是他又留在了男孩的行列里，等待二十五歲的來臨，到那個時候不知道行情會不會又變。
男孩仍住在戴城，幾十年來，這座城市始終沒有廣場，直到九十年代末，嶄新的市政府大樓落成，那是一片空曠的花崗岩地帶，四周攔起圍牆，正面是一個把守森嚴的滾輪柵欄門，遙遠的大樓在空曠地帶的盡頭，一座方正無誤的建築，看不清什麼細節，只有分布均勻的窗口，黑洞洞的，遠看像碉堡的射擊孔。那片禁止入內的空曠地帶永遠冷清清，既不長草，也沒有半隻鴿子。
在他的整個青少年時代，即使是這樣的廣場也不曾目睹過，成天在逼仄的街巷裡走來走去，人們太熱衷於植樹造林，假如有一大片空地，人們一定會按照某種幾何圖形，種上冬青，圍出一塊草地，留下筆直或弧形的小路供人們行走。於是，很大的一塊空地最終也變成了小巷，而草坪是不允許踐踏的。
小時候，姐姐帶男孩去人民公園玩，那地方陰森森的，有幾個草坪和一個四周堆滿假山的池塘，後面還帶一個簡陋的兒童樂園，沿著公園的圍牆種滿高大的喬木，積年的落葉全在腳底下，踩著覺得軟綿綿的像地毯。這是個奇怪的地方，有人爬樹，有人爬到涼亭頂上，都沒人管，只有在草坪中心豎一塊木牌：禁止入內。其實那也不是什麼草皮，根本就是些長得比較順眼的雜草，到了星期天有很多人跨過冬青樹，在草地上坐著，談戀愛，看書，寫生，什麼都有。公園管理者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所謂法不責眾。過了星期天，禁令起效了。男孩的姐姐曾經被抓到過，由於她口袋裡沒半毛錢，也不打算喊攝影師來解釋問題，於是接受了一種極為特殊的懲罰：他們讓她舉著那塊木牌在草地上站著，站了一個下午。
這種懲罰在男孩看來根本不算什麼，從出生那天起，他就頂著歪頭的名聲，比木牌更可怕的東西。然而姐姐和他不一樣，這是她少女時代最痛心的一次示眾，她活得很成功，不能忍受這種羞辱。到十六歲時，男孩發現姐姐成了一個憤世嫉俗的女人，那年她二十一歲。
那年春天男孩知道自己的姐姐失戀了。得與失都發生在她學校里，看她那樣子，愛情必然轟轟烈烈，然後像一根燒紅的鐵棍戳進涼水，發出呲的一聲慘叫，事情就結束了。那個誰也沒見過的傢伙據說出國去了，他飛機後面的尾氣大概就是鐵棍最後冒出的一縷青煙。
後面幾天姐姐回到了戴城，躺在裡屋一言不發。她上大學的日子，男孩睡裡屋，她回來了男孩和攝影師都得睡到吃飯間。家裡就這麼大地方。如此睡了三天，她出來的時候人胖了一圈，其實是腫的。
等到精神稍微好點了，她說：「他去了紐約。」
男孩說薔薇街上的朱常勇，他去了日本，在什麼地方刷盤子，他的老婆蒯紅英正在和瘸子老炳軋姘頭。
他的意思是，只要出國的，就會有感情問題產生。不過姐姐沒聽懂。「那不是一回事。」她說，「朱常勇是去日本做苦力，那個人是去美國留學。」
「反正能出國都是好的。」男孩說，「你想出國嗎？」
「能有機會出去當然好，想有什麼好想的？」
攝影師坐在一邊憂心忡忡，偶爾扔過來一聲嘆息。姐姐不愛聽這聲音，問他：「你呢？什麼時候和關文梨結婚？」攝影師覺得那根涼了的鐵棍伸到自己眼前，還有點焦糊味，雖不足以燙人但也可以把人攪得一臉髒兮兮。攝影師只能說：「我暫時不會結婚。」姐姐說：「結吧，你都快五十了。我就算不出國也不想回戴城了，大學畢業我要去深圳。」
男孩說：「那我怎麼辦？爸爸怎麼辦？」
「我才不管你們咧，你們喜歡這兒。」
她回到上海以後徹底玩瘋了，跟著同學長途旅行，然後打電話到老鬼子的雜貨店，讓去喊攝影師來接聽，再匯點兒錢給她。不久她到達偉大首都，在那兒拍了一張亂糟糟的照片寄回了薔薇街。她的臉仍然腫著，咧嘴大笑，張牙舞爪，整個人都像是被搶劫過了。攝影師忽然想起，當年她的小姨李紅霞也有過一張照片，北京大北照相館的傑作。不過，相比之下紅霞小姨本人與背景的比例十分恰當，其人也赳赳英姿，不可一世，而顧小妍容貌晦暗，稍嫌模糊，那種傻瓜照相機很容易就把焦點對準到背景的一堆垃圾上去。
一個沒有廣場的城市是可悲的，人都像是在管道里流來流去，稍不注意，就違反了交通規則。男孩活到十六歲時覺得凄惶焦灼，彷彿搖搖欲墜，彷彿走在薄冰上聽到吱吱嘎嘎的碎裂聲。羅佳已經離他而去，方小兵沉默而哀傷，攝影師日日擔心著關文梨的前夫跑過來一拳打瞎他的眼睛，只有顧小妍振翅高飛，但她這次並不打算帶上歪頭弟弟。初三的畢業會考近在眼前，男孩的選擇，要麼考一所馬馬虎虎的高中，要麼乾脆念個中專技校，總不能讓自己十六歲就去上班啊。無論是不是歪頭，十六歲都像個門檻，他得跨進去，萬一不幸絆倒了，爬也得爬進去。事情就是這樣。
他一個人在城裡遊盪，後來發現自己錯怪了戴城，這裡有廣場，在城北的火車站。他很少涉足此地以至於竟忽略了它的存在，當然，它似是而非，基本上只能稱為一個大集市，這樣的廣場並不愜意，甚至可以說是卑微。在這塊佔地十畝的水泥地上，用細麻繩攔起的行走通道，破碎的地面，形形色色的人們拎著旅行袋匆忙趕路。盲流們聚集在走廊下面，鋪開他們的編織袋，坐著，躺著，散發著酸腐的氣味。有四根高達十米的路燈豎在廣場中央，頂部做成飛碟的形狀，三十二個高能射燈在夜裡照得地面一片慘白，底下的人都像是鬼片里出來的。這裡還有花壇和雕塑，花壇仍舊是冬青樹，圍著階梯狀隆起的盆栽植物，一串紅，菊花，貓臉花，視季節而定，國慶節它們還會拼成五角星或者是紅旗的圖案；雕塑則是一座布滿灰塵終年不變的不鏽鋼赤裸人體，在一個禁止進入的花壇深處，足有三米高的健碩男性，夾緊雙腿抬起雙臂，陰部擋著一片不鏽鋼樹葉，不知道是盤古呢還是亞當。
終年綁著紅臂章的老太婆逡巡在廣場的每個角落，她們面容近似，衣著近似，每一張罰款單上都印著「五元」，無論吐痰還是扔垃圾都這個價格，罵人打架不歸她們管。她們意志堅定，絕不放走一個違章分子，同時也坦然面對一切辱罵。這微小的執法權簡直是她們的要塞，攻不破，也休想讓她們投降。男孩曾經看見老太婆追著一個中年婦女，糾纏了半個小時，要到了五塊錢的罰款，然後被這個中年婦女追著罵了半個小時的「老逼」，她毅然決然充耳不聞地走向了下一個吐痰的人。
姐姐說，所有城市的火車站廣場都是這個樣子，有些更糟糕，連不鏽鋼男人都沒有，你必須穿過骯髒的廣場，坐上骯髒的火車，才能去另一個城市，迎接你的仍然是同樣的場景，同樣的老太婆，幾乎沒什麼差別。那根本不是什麼廣場。真正的廣場，儘管人滿為患，仍讓她感到愜意，陽光直直地照在硬地上，沒有任何陰影，你可以往四面八方走，甚至走出很遠很遠時，發現自己仍在廣場之內。
但他忽然愛上了這個地方，在最無聊的夜裡，他騎車來到火車站廣場，四個飛碟正騰空而起，逆光望去，星辰失色。他為什麼會在十六歲那年迷戀於此？大概是因為它的寬闊無度，與城裡景色截然不同的風貌。但那種亂糟糟的場面，混跡在旅客、小販、司機和旅館拉客女之間，並不是很愉快的事情。他很快又會厭倦，看著四個飛碟，吹一會兒風，回家去睡覺。
有一天他在廣場上看到個乞丐，腿爛了，斜倚在飛碟路燈下，傷口流膿，紫脹發黑。照男孩的理解，這條腿是肯定要鋸掉了，但他安然地躺著，面前一個搪瓷碗里放著幾張鈔票。以前的乞丐都不是這樣的，他們只是衣衫襤褸、蓬頭垢面，但絕無一條可怕的爛腿。男孩心想，這到底是爛腿還是道具呢？抱著這樣的懷疑，沒有人敢走過去摸一下。
男孩坐著，他像是廣場的神經，努力為它感知著變化中的一切。世界像一鍋水，煮啊煮啊，看不出有什麼變化，忽然之間就沸騰了。所有的事情都像是突發事件，那四個飛碟上的燈，有一天忽然掉了一個下來。十米高空墜下一個臉盆大的燈正砸在乞丐的爛腿上，他一點也不疼，但簡直害怕死了，警察把他抬上擔架的時候，他一直在大喊：「這是我吃飯的腿！」
無數個盲流越過男孩的身子，走向他們要去的地方。那年春天他站在火車站的宣傳欄前面，看到很多照片，全都是關於火災的，有人把汽油帶上了火車，有人帶油漆，有人居然帶雷管。它們燃燒或爆炸成為了宣傳欄上的照片，燒得焦黑的人體，半焦黑的，或者火功恰到好處的。總之都是燒烤人體。這個宣傳欄告訴他，沒事別坐火車，盲流太多，出了事情想跑掉沒那麼容易，到處都堵著呢。
某一天黃昏，幾個戴城大學的學生來到了廣場上，他們看上去很熱，坐在飛碟路燈下面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