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由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與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卷中， 第613頁，由荷蘭烏得勒支大學比較文學教授杜維?福克馬執筆的《1976年和「傷痕文學」 的出現》一節里，他這樣說：「在新作家裡 ，劉心武是第一個批判性地觸及『文化大革命』的不良後果的作家，他的短篇小說《班主任 》(1977年)引起了全國的注意。他涉及了『文化大革命』給作為其受害者的青年人正常生活 帶來的不良影響和綜合後果。」在第800頁，由加州大學東方語言學教授塞瑞爾?伯奇執筆 的《毛以後的時代》一節里，則說：「『傷痕文學』的第一次表露，也是實際上的宣言，應 推劉心武1977年11月發表的《班主任》。書中的那位中學教師，是個劉在後來的幾篇小說中 也寫到的第一人稱敘述者和受人喜愛的人物。那位老師所講的故事本身並沒有什麼戲劇性， 但僅寥寥數筆就勾勒出幾個互成對照的青年形象。一個是『四人幫』時期遺留下來的失足者 ，那位老師不顧同事們的懷疑，為他恢複名譽。但這個失足者倒不成問題，問題出在那個團 支書思想受到蒙蔽，甚至比那個小搗蛋都不開竅，但她熱情很高，而且動不動就天真地把自 己看也沒看過的文學作品斥為淫穢讀物。相比之下第三個學生就是個被肯定的人物了，在整 個動亂期間，她的家庭環境保護了她的心靈健全，因為她家書櫥里還繼續放著托爾斯泰、歌 德、茅盾和羅廣斌的作品。」然後又說：「劉心武向來是正脫穎而出的一代青年作家雄辯的 代言人……」接著引用了我在1979年11月四次文代會上的一段發言，又說：「在運用短篇小 說的技巧上，劉心武進展很快。1979年6月他發表了《我愛每一片綠葉》，這篇故事成功地 將隱喻、戲劇性的事件和複雜的時間結構，全部融合進長留讀者心中的人物描寫里，描寫了 一個才華橫溢而又遭受迫害的怪癖者。故事中心意象是主人公藏在書桌中的一張女人的照片……劉心武將藏匿的照片這一象徵物，觸目驚心地暗喻為知識分子的『自留地』……在 中國這樣一個環境中，這真是一個可能引起爆炸的想法。」(譯文引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10月第一版)引用這些「洋鬼子」的話，確實不是「崇洋媚外」，而只是為了簡便地說明以下幾個問題： (1)《班主任》這篇作品，產生於我對「文化大革命」的積存已久的腹誹，其中集中體現為 對「四人幫」文化專制主義的強烈不滿。
(2)這篇作品是「傷痕文學」中公開發表得最早的一篇。
(3)人們對這篇作品，以及整個「傷痕文學」的閱讀興趣，主要還不是出於文學性關注，而 是政治性，或者說是社會性關注使然。
(4)這樣的作品之所以能引起轟動，主要是因為帶頭講出了「人人心中有」，卻一時說不出 或說不清的真感受，也就是說，它是一篇承載民間變革性訴求的文章。
(5)這樣的作品首先是引起費正清、麥克法誇爾等西方「中國問題專家」――他們主要是研 究中國政治、社會、歷史――的注意，用來作為考察中國社會政治、社會發展變化的一種資 料，這當然與純文學方面的評價基本上是兩回事兒。
(6)就文學論文學，《班主任》的文本，特別是小說技巧，是粗糙而笨拙的。但到我寫《我 愛每一片綠葉》時，技巧上開始有進步，到1981年寫作中篇小說《立體交叉橋》時，才開始 有較自覺的文本意識。
《班主任》的構思成熟與開筆大約在1977年夏天。那時我是北京人民出版社(現北京出版社) 文藝編輯室的編輯。1961年至1976年是北京十三中的教師，從1974年起被「借調」離職寫作 ，1976年正式調到北京人民出版社當文藝編輯。《班主任》的素材當然來源於我在北京十三 中的生命體驗，但寫作它時我已不在中學。出版社為我提供了比中學開闊得多得多的政治與 社會視野，而且能更「近水樓台」地摸清當時文學復甦的可能性與徵兆，也就是說，可以更及時、有利地抓住命運給個體生命提供的機遇。
寫《班主任》時，作為文藝編輯室的編輯，我分工抓長篇小說，當時手裡比較成熟的稿子有 兩部，一部是前面提到的《雅克薩》，另一部是兩位農民作者合作的，寫農村修路的《大路 歌》。他們的稿子生活氣息濃烈，文字也活潑流暢。雖說1976年10月打倒了「四人幫」，但 1977年2月7日，當時的最高領導人通過「兩報一刊」的社論明確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 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兩個凡是」決 定了還得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當然也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們編輯部對稿子的取捨 ，也 就不能不以此為準繩，這可難為了我這個責編和兩位作者――我們必須使稿子里有階級敵人 搞破壞，還得歌頌「文化大革命」。可他們那裡修路，實在並沒有階級敵人搞破壞，於是我 出差到他們所在的農村，跟他們翻來覆去地編造階級敵人破壞的故事，可是怎麼也編不圓。 結果，這部書稿到頭來沒能出版。與《雅克薩》作者謝鯤的接觸，使我感到我們那一代人必 須抓緊做事(1977年我35歲，已不能算是很年輕了)；編《大路歌》的失敗，使我產生出棄瞎 編、寫真實的求變革的想法。
1977年夏天我開始在家裡那十平方米的小屋裡，偷偷鋪開稿紙寫《班主任》，寫得很順利， 但寫完後，夜深人靜時自己一讀，心裡直打?鼓――?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嘛!這樣 的稿 子能公開拿出去嗎在發表欲的支配下，我終於鼓起勇氣。有一天下了班，我到離編輯部最 近的東單郵電局去投寄它，要把它投給《人民文學》雜誌。櫃檯里的女工作人員檢查了我大 信封里的東西，嚴肅地跟我指出，稿子里不能夾寄信函，否則一律按信函收費。我心理上本 來覺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冒險的事，她這樣「公事公辦」，毫不通融，令我氣悶，於是我就跟 她說不寄了。從東單郵局騎車到了中山公園，在比較僻靜的水榭，我坐在一角，想作 出最後決定：這稿子要不要投出去還是乾脆拉倒後來我取出《班主任》的稿子，細讀，竟 被自己所寫的文字感動，我決定，還是投出去吧，大不了發表不出來，還能把我怎麼樣呢 過了若干天，我到另一家郵電所寄出了它。
《班主任》小說稿在《人民文學》雜誌編輯部的具體處理過程，我自己並不十分清楚。我是 一個性格內向的人，不善公關交際，有人問我為什麼不把稿子直接送到《人民文學》編輯部 去其實從我當時居住的地方騎車過去只需十多分鐘，可是出於羞澀，我還是寧願花錢費時 通過郵局寄去。小說發表出來時已是12月(刊物脫期了)。我從報紙上看見目錄，自己騎車到 編輯部，沒好意思見編輯，直接到總務人員所在的大屋，拿現金買了十本，那屋裡的人當時 也不知道我是誰。出了編輯部，我趕緊騎車回家，展讀那油墨噴香的刊物，心裡很高興。不 過，那並不是我頭一回聞見自己文章印出的油墨香――我第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是《談〈第 四十一〉》。我在「文化大革命」前發表過約七十篇小小說、散文、評論什麼的，大都非常 幼稚。1974年到1976年，為調離中學，我為當時恢複出版業務的機構提供合乎當時要求的文 稿，發表過若干短篇小說、一部兒童文學中篇作品、一部電影文學作品。這雖然都是些現在 提起令我臉紅的東西，但它們也可能使當時《人民文學》的編輯們多少對我有些印象，因而 能及時審閱我的稿子。我對《班主任》敝帚自珍，因為那畢竟是我第一篇根據自己的真實感 受，寫出自己真實認知的作品，我並因此成名，為世人所知。
《班主任》發表後，讀者反響強烈，看到這篇作品的人紛紛給我來信，尤其是當中央人民廣 播電台改編成廣播劇播出後，影響就更大了。北京一些來往密切的業餘作者，也都紛紛給予 鼓勵，我所任職的出版社的同人們也都為我高興。大家在一起，興高采烈地創辦了《十月》 (開頭還不叫刊物，叫叢書，實際就是大型文學刊物)。我趁熱打鐵，在《十月》創刊號上發 表了《愛情的位置》，電台也馬上就廣播了。我又在復刊不久的《中國青年》上發表了《醒 來吧，弟弟》，電台又予廣播。這些作品雖然「思想大於形象」，但也有讀者向我表示，他 們在閱讀中感受到一種審美愉悅。如有個工廠的工人，打聽到我家地址，找上門來，他手裡 拿著一本發表《班主任》的雜誌，遞給我看。他在那小說的很多文句下划了線、加了圈，他 說那些地方讓他感到很生動，比如小說里寫到工人下班後，夜晚聚到電線杆底下打撲克，他 就覺得那細節「像條活魚，看著過癮」。當時文學界一些影響很大的人物，像張光年不消說 了，正是他拍板發出了《班主任》這篇作品，此外像馮牧、陳荒煤、嚴文井、朱寨等， 都很快站出來支持。但反對的意見也頗強烈，有人寫匿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