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內心的感情上，我曾同母親有過短暫然而尖銳的衝突。
那是一直深埋在我心底的，單方面的痛怨。母親在世時，我從未向她吐露過。直到寫這篇文章前，我也未曾向其他最親近的人訴說過。
母親的磁場
1988年仲春，我曾應邀赴港，參加《大公報》創辦50周年的報慶活動。期間，我去拜訪了香港一位著名的命相家，我們是作為文友而交往的。他不但喜愛文學，而且也出版過文學論著，當然他的本職是算命、看風水。據說海內外若干政界、商界名流都找他看過相。他也給普通人看相，但要提前很久預約。我另一年過港去找他，他正在接待一對普通的夫婦，他們是來給兩歲的孩子看相的，而他們的預約，卻是在將近三年前——孩子母親剛剛懷孕不久時。
1988年那回，我們見面時，他不僅給我算了後半生的總走勢，還給我列出了流年命勢，近五年內不精確到月。至少到目前為止，他的預言，竟都一一應驗。這且不去說它，最讓我聽後心旌搖曳的，是他鄭重地說：「你這一生中，往往連你自己都意識不到，你是籠罩在你母親的強烈而又無形的影響之中，相對而言，你父親對你卻沒有多麼大的影響。」他這是在挪用弗洛伊德那「俄狄浦斯情結」(所謂「戀母弒父情結」)嗎?這位命相家朋友，他的命學資源，是中西合璧的，單告訴你，他說得最流利的語言，除了粵語，便是法語，其次是英語，書房裡堆滿了哲學書，包括外文的，你就可知他並非一般的「江湖術士」者流。因此他對我說這話，顯然也並不是簡單地套用弗洛伊德學說。他確是一語中的，我的心在顫抖中大聲地應和著：是的。也許我並不那麼情願，但每當我在生活的關口，要作出重要的抉擇時，母親的「磁場」，便強烈地作用於我，令我情不自禁地邁出步去。
母親的愛
我的童年和少年時代，一直生活在母親身邊，但也僅是「到此為止」。我讀張潔在她母親去世後，以全身心書寫的那本《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產生出一種類似嫉妒與悵惘的心情。不管有多少艱難困苦，不管相互間愛極也能生怨，她們總算是相依為命，濡沫終老，一個去了，另一個在這人世上，用整整一厚本書，為她立下一座豐碑。去者地下有知，該是怎樣地欣悅!
而我和母親生活在一起時，因為還有父親，有兄姊，他們都很疼愛我，所以，我在渾噩中，往往就並未特別注重享受母愛，「最疼我」的也許確是母親，可是我卻並無那一個「最」字橫亘心中。
1942年，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歲月，母親在四川成都育嬰堂街生下了我。當時父親在重慶，因為日寇飛機經常轟炸重慶，所以母親生下我不久，便依父親來信所囑，帶著我兄姊們回到偏僻的老家——安岳縣——「去逃難」，直到抗戰勝利，父親才把母親和我們接回重慶生活。
霧都重慶在我童年的記憶里形成了一個模糊而浪漫的剪影。我童年和少年時代記憶真切而深刻的，是北京的生活。從1950年到1959年，我8歲到17歲。那時父親在北京的—個國家機關工作，他去農村參加了一年土改，後來又常出差，再後來他不大出差，但除了星期天和節假日，他都是早出晚歸，並且我的哥哥姐姐們或本來就已在外地，或也陸續地離家獨立生活，家裡，平時就我和母親兩人。
回憶那十年的生活，母親在物質上和精神上對我的哺育，都是非同尋常的。
物質上，母親自己極不重視穿著，對我亦然，反正有得穿，不至於太糟糕，冬天不至於凍著也就行了。用的，如傢具，跟領導們比，實在是太粗陋。但在吃上，那可就非同小可了，母親做得一手極地道的四川菜，且不說她能獨自做出一桌宴席，令父親的朋友們——都是些見過大世面、吃過高級宴席的人——交口稱譽，就是她平日不停歇地輪番製作的四川臘腸、臘肉、滷肉、泡菜、水豆豉、賴湯元、肉粽子、皮蛋、鹹蛋、醪糟、肉鬆、白斬雞、樟茶鴨、扣肉、米粉肉……等「常備菜」，那色、香、味也是無可挑剔，絕對引人垂涎三尺的。而我在那十年里，天天所吃的，都是母親製作的這類美味佳肴。母親總是讓我「嘿起吃」(四川話，意即放開胃吃個夠)。父親單位遠，中午不能回來吃，晚上也並不都回來吃，所以平時母親簡直就是為我一個人在廚房裡外不憚煩地製作美味。有了解我家這一情況的人，老早就對我發出過警告：「你將來離開了家，看你怎麼吃得慣啊!」但我那時懵懵懂懂，並不曾去設想過「將來」。生活也許能就那麼延續下去吧?「媽!我想吃豆瓣魚!想喝臘肉豆瓣酸菜湯!」於是，我坐到晚餐桌前，便必然會有這兩樣「也不過是家常菜」的美味……那時我恍惚覺得這在我屬於天經地義。附帶說一句，與此相對應的，是母親幾乎不給我買糖果之類的零食，我自己要錢買零食，她也是很捨不得給的。偶爾看見我吃果丹皮、紅果條、關東糖……之類的零食，她雖不至於沒收，卻總是要數落我一頓。母親堅信，一個人只要吃好三頓正經飯，便可健康長壽，並且那話里話外，似乎還傳遞著這樣的信念：人只有吃「正經飯」才行得正，吃零嘴意味著道德開始滑落——當然很多年後，我才能將所意會到的，整理為這樣的文句。母親在「飼養」我飯食上如此，令鄰居們吃驚，被一致地指認為是對我的「嬌慣」和「溺愛」。但跟著還有令鄰居們吃驚的事。那時我們住在北京東城一條衚衕的機關大院里，我家廚房裡飄出的氣味，以及母親經常在廚房外晾曬自製臘腸，等等形跡，固然很容易引起人們注意，而各家的郵件，特別是所訂的報刊，都需要從傳達室過，如果成為一個郵件大戶，當然就更難逃脫人們的關注與議論。令鄰居們大為驚訝的是，所訂報刊最多的，是我家——如果那都是我父親訂的，當然也不稀奇，但我父親其實只訂了一份《人民日報》，其餘的竟都是我訂的。上小學和初中時，是《兒童時代》、《少年文藝》、《連環畫報》、《新少年報》、《中學生》、《知識就是力量》……上高中時，則是《文藝學習》、《人民文學》、《文藝報》、《新觀察》、《譯文》、《大眾電影》、《戲劇報》……乃至於《收穫》與《讀書》。那樣多的報刊，是要花很大一筆錢的，就有鄰居大媽不解地問我母親：「你怎麼那麼捨得一個幺兒子花這麼多錢啊!你看你，自己穿得這麼破舊，家裡連套沙發椅也不置!」母親回答得很坦然：「他喜歡啊!這個愛好，盡著他吧!」其實鄰居們還只注意到了訂閱報刊上的投資，他們哪裡知道，母親在供應我買課外讀物上的投資，還有我上高中後，看電影和話劇上的投資，更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從1955年到1959年，我大約沒放過當時任何一部進口的譯製片，還有在南池子中蘇友協禮堂對外賣票放映的蘇聯原版片(像《雁南飛》、《第四十一》就都是在那裡看到的)。又由於我家離首都劇場不遠，所以我那時幾乎把北京人藝所演出的每個劇目都看了。為什麼我要把這方面的投資都算在母親身上?因為我家的錢雖都來自父親所掙的工資(他當時是行政12級，工資額算高的)，可是錢卻都由母親支配。父親忙於他的工作，並且他有他的一個世界，他簡直不怎麼過問我的事。母親全權操辦我的一切事宜。因此，如果母親不在我的文藝愛好上，如同飯菜上那樣「縱容」與「溺愛」，我當年豈能汲取到那麼多(當然也頗雜蕪)的文化滋養呢?
就在母親那樣的養育下，我身體很快地早熟，並且我的心態也很快膨脹起來——我愛好文學，但我並不覺得自己只是個「文學青年」，只應嘗試著給報刊的「新苗」一類欄目投習作，我便儼然以成年作者自居、煞有介事地胡亂給一些很高檔的報刊寄起稿件來。不消說，理所當然地有了一大堆退稿，但竟終於在1958年，我16歲上高二時，在《讀書》雜誌上發表出了我的第一篇文章——《談〈第四十一〉》。
在我來說，那當然是很重要的一樁事。在我母親來說呢?「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難道她不欣喜若狂嗎?
不，母親或許也歡喜，但那歡喜的程度，似乎並沒有超過看到我在學校里得到一個好分數一類的常事。
母親1988年病逝於成都。她遺下一摞日記，1958年是單獨的、厚厚的一本，幾乎每天沒有間斷，裡面充滿許多我家的瑣事細節。我找來找去，我的文章第一回印成鉛字這樁在我來說是「天大的一事」，她硬是隻字未提。
我的母親是個平凡之極的母親，但她那平凡中又蘊含著許多耐人尋味之處。
她對我的那份愛，我在很久之後，都並不能真正悟透。
別樣的愛
1959年，我在高考時失利。後來證實，那並非是我沒有考好，而是另有緣故，那裡面包括一個頗為複雜的故事，這裡且不去說。我被北京師範專科學校所錄取，勉勉強強地去報了到。
我感到「不幸中的萬幸」是，這所學校就在市內，因此我覺得還可以大體上保持和上高中差不多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