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認識時間？它是一個圓圈？一支飛箭？一條奔向大海的河流？一隻骰子？一架不斷加速的宇宙飛船？它真的可以卷折、彎曲？……時間流逝著，而鐘鼓樓將永存。
鐘鼓樓高高地屹立在京城北面。
鼓樓在前，紅牆黃瓦。
鐘樓在後，灰牆綠瓦。
鼓樓在元代時名齊政樓，到明代永樂十八年（1420年），它才被改建於現在的位置。如今的鼓樓西邊，還有一條「舊鼓樓大街」，所以要知道元代齊政樓的位置，並不困難。清朝接用了明朝的全部宮室壇廟，嘉慶五年（1800年）對鼓樓進行過一次大修，再次肯定了它鎮守於全市中軸線北端的位置。據說當年鼓樓上面安置著二十四面更鼓，每面直徑都有一米半左右，都是用整張的牛皮蒙制的。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時，鼓樓亦被劫掠，如今二十四面更鼓僅餘一面，而且鼓面上還留下了侵略者的刀痕。
鐘樓在元代時是萬寧寺的中心閣，明代未動，清乾隆十二年（1745年）重建後，才呈現出今天的面貌。
直到1924年以前，鐘鼓樓都履行著向全城居民報告時辰的職責。
用什麼來計算時間？
最早，在鼓樓上置有銅鑄刻漏，據說是宋朝傳下來的國寶。所謂刻漏，就是利用水在不同大小的銅壺中均勻滴漏，而度量出時間來的裝置。據說當年的銅漏壺一共有四個，從上到下依次的名稱是：天池、平水、萬分、收水。漏壺之間安有鐃神，設有機械，能按時擊鐃發聲，每次擊鐃八聲，頗為準確。銅壺中自然需經常添水，冬天為了防凍，則注入溫水。可惜如今的鼓樓上僅有漏壺室，銅刻漏已蕩然無存了。到了清朝，改用更香來計算時間，從精確度上說，似乎不但沒有進步，反而是一種倒退。
鐘鼓樓怎樣報時？
白天，正午時分鐘樓要鳴鐘。
夜晚，鼓樓要報出五個更次。第一更約在晚上八點，報這一更叫「定更」。然後每一更次擊鼓一通，每次擊十三下。二更約在夜裡十點，三更約在午夜零點，四更約在深夜兩點，五更約在凌晨四點。當年的文武百官聽到三更鼓後便要準備起床，四更鼓後便要趕到午門外集合，五更鼓後便要魚貫入朝，跪在太和殿前的稱為「海墁」的地上「聽旨」。
「定更」時不僅要擊鼓，還要相應地撞鐘。到四更報「子正」時，又要再相應地撞鐘，這一次報時活動有個專門的稱謂，叫「亮鼓」。
在「定更」與「亮鼓」之間，每隔半個時辰（今天的一小時），鐘樓還要獨自撞鐘一次。
「定更」與「亮鼓」的擊鼓、撞鐘法，是這樣的：兩名更夫到時候分別在鐘鼓樓上，手提「孔明燈」，遙相對照，作為信號（當年人們稱之為「對燈兒」），然後分別進入樓內擊鼓、撞鐘。擊、撞都採取「緊十八、慢十八，不緊不慢又十八」的節奏，並重複兩遍，共計一百零八下。擊鼓在前，撞鐘在後，悠悠然要持續好長一段時間。
鐘鼓樓沉默58年了，但在這1982年12月12日下午五點來臨時，它們卻雄姿依舊，彷彿隨時都可以發出新的訊號……
歲月悠悠。時間毫不間歇地流逝著。人們落生在這個世界上，最早意識到的是包圍著自己的空間。這空間有著長度、寬度和高度，其中充滿了各異的形態、色彩與音響……而後人們便意識到還有著一種與空間並存的東西，那便是摸不著、握不牢、攔不住的時間。在所存在的空間里度過著不斷流逝的時間，這便構成了我們的生活，於是乎喜、怒、哀、樂，於是乎生、死、歌、哭……
但每一個人都不可能是單獨地存在著。他必與許許多多的人共存於一個空間之中，這便構成了社會。而在同一個社會中，人們的階級意識不同，政治方向不同，經濟利益不同，人生態度不同，道德品質不同，文化教養不同，性格旨趣不同，生理機制不同，競爭能力不同，機遇遭際不同……於是乎便相爭相鬥，相激相盪，相斥相離，相輕相嫉……同時也必定伴隨著相依相靠，相匯相融，相親相慕，相尊相許……而這種人類社會的流動變化，從整體角度來說，便構成了歷史；從個體角度來說，便構成了命運。
在匆匆流逝的時間裡，已經和即將有多少人，意識到了一種神聖的歷史感和莊重的命運感呢？
但是，不同的人對時間的感受是各異的。
薛永全師傅從荀家回到自己家，還沒進到新房中，便突然感到一種暈眩。他扶住苫棚的撐架，喘起粗氣。正好路過的海西賓看見這情景，忙過去扶住他，對他說：「薛大爺，您先到我屋裡歇歇吧！」
海西賓一個人住在里院北邊的東耳房中，薛師傅想了想，也只有到他那兒歇歇合適，便由他扶著去了。
海西賓讓薛師傅靠在床上，自己去悄悄叫過了殷大爺來。
殷大爺行醫雖掛的是正骨的牌子，但對其他一般內外科病症，也能診斷施治。他給薛師傅號了號脈，便說：「不礙的。高血壓上來了，加上你那個哮喘的根子沒斷，所以頭暈、胸悶。我給你推拿推拿，不一會兒准能鬆快。」說著，便解開薛師傅領扣，先給他按揉喉下的天突穴。
海西賓已對殷大爺彙報過盧寶桑的動向，殷大爺判斷說：「他進了『一品香』？那他八成是讓咱們給冤屈了。要身上真掖著雷達表，拽他進那兒他也不會去。」海西賓對殷大爺更加佩服。這會兒殷大爺給薛師傅推拿，他在旁邊畢恭畢敬地瞧著，他想，不該光學打拳，也該跟殷大爺學學推拿正骨……
薛永全合著眼，隨著結拜兄弟的按揉推拿，心中浮出了一陣陣一片片時而朦朧時而清晰的思緒……
在薛永全當喇嘛時，他一度相信時間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圓圈。也就是說，時間是循環不已的。他從師傅奧金巴所教授的佛經中得知，那循環不已的時間是按「劫」劃分為階段的。每一次從開始到毀滅構成一「劫」，一「劫」中又包括「成」、「住」、「壞」、「室」四個小階段，稱為「四劫」，每到「壞劫」時，便有「水」、「火」、「風」三災出現，於是乎世界歸於毀滅。人只有皈依佛門，潛心養性，求得解脫，才能超出這種時間的輪迴。倘不能解脫，便要無休止地在天、人、阿修羅、地獄、餓鬼、畜生這「六道」中如車輪般旋轉不停地生死相續。
現在的年輕人到佛寺去遊玩，看到寺門外山牆上寫著「法輪常轉」的字樣，往往不知何意，因而毫無聯想。當年的薛永全看見它，卻必有一種驚心動魄的感覺。
既然時間是一個循環不已的大圓圈，那麼，一圈轉完之後，必有另一圈，因此存在著一個來世。當年的死囚被押赴菜市口行刑時，常常大聲地嚷著：「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嚷者有這種自信，圍觀的人群中如薛永全者，也認為事乃必然。
他虔誠地相信過「因果報應」。今世行善積德，來世必有好報。今世為非作歹，來世必為餓鬼、畜生。
他的這種圓圈式的時間觀念，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所動搖。他眼見著廟會中的惡霸得到了「現世報」，他自己同千千萬萬北京市的底層市民一樣，充分地得到了人民政府的恩澤，溫飽迅速而穩定地得到了保證，生活日趨富裕純凈，而眼前的北京城，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地發生著顯著的變化：長安街和天安門廣場的展拓，「十大建築」的同時出現，公共汽車、無軌電車的急速發展，水井的廢除和自來水的普及，「老爺」「太太」一類稱呼的消失和「同志」「師傅」這種稱呼的興起……都不斷地把他那圓圈式的時間觀念扳成為直線式的時間觀念。在商場的夜校中，他學了簡明中國史，他才知道這直線式的時間那過去的一端是「從猿到人」，而未來的一端是「共產主義」。據大兒子薛紀徽有一次告訴他，實際上時間是既無頭也無尾的，「從猿到人」以前還有「從蟲到猿」，並且還有「從無生命到有生命」、「從無地球到有地球」等等；而「共產主義」以後也還會有矛盾衝突，人類社會還會有發展變化，並且到最後地球還可能毀滅，而那時候的人類可能已經安全遷往宇宙中別的地方了等等。他對薛紀徽所說的抱懷疑態度，不過，時間自「從猿到人」而奔向「共產主義」，是個並非封閉的圓圈而是一條向前發展的直線，這個觀念畢竟在他的頭腦中紮下了根來。
對於國家來說，在眼下直線式奔流的時間裡，是搞社會主義建設。「四海晏清，八荒率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薛永全心中有這樣一種責任感。他自己在看守倉庫的平凡工作中恪於職守，同時對於兩個兒子，也時常囑咐和督促他們為國家認真工作。對於他自己和他的家庭來說，在眼下直線式流逝的時間裡，是「男大當婚」，但求有個「妻賢夫禍少，子孝父心安」的局面。薛紀徽兩口子既已生下一女，但願薛紀躍兩口子再生下一男……
沒想到薛紀躍的這場婚事，竟鬧出了如此風波。眼看又有一些重要的親友要來賀喜，該鋪排最後一茬酒宴了，新娘子卻依舊待在公婆屋中，不肯回到新房，而且更隨時可能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