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編輯被一位「文壇新人」氣得發抖。
去敲韓一潭家門的人，並不是當天《北京日報》「尋人」廣告里的那個「詩瘋子」。葛萍開了門，一看見那人，便不禁笑著說：「嗬，稀客稀客，今天颳了什麼風，把你給吹來了。」
來人四十歲出頭，頭上戴著花格呢鴨舌帽，身上穿著烤花人字呢大衣，大衣里露出銀灰色的純羊毛圍巾，腳下是一雙美國乃基公司出品的「蛋餅紋」厚坡底運動鞋，打扮得既考究而又瀟洒。
韓一潭一見他進來，便有一種說不出的彆扭。但也只得站起來招呼他。
來人卻大有「賓至如歸」的氣派。他笑嘻嘻地說：「是西北風把我刮來的，六七級。」說著把帽子、大衣、圍巾脫下，轉了轉身子，沒找到衣架，便把那三樣東西小心翼翼地放到了空著的沙發上，自己要往飯桌邊的摺疊椅上坐。葛萍忙過去把他那三件衣裝捧起來，請他坐進沙發，對他說：「你這些高級服裝，我先給你擱裡屋大床上吧！」
來人便坐進沙發，見韓一潭還站著，反朝他打了個「請」的手勢，韓一潭也便坐進茶几另一邊的沙發。
韓一潭問他：「怎麼樣？最近忙著弄什麼呢？」
來人卻只顧打量韓家的房間，指點著說：「老韓，該革新一下啦——進門的地方置個衣架嘛！窗戶底下，添個長沙發……里外屋之間，如果不擋屏風，至少應該掛個門帘，不要讓客人看見你們的床鋪……」
韓一潭說：「我哪能那麼講究？不像你，有那麼多稿費！」
來人一個勁搖頭！「哪裡哪裡，我到手的也有限，最近推上去的那個電視劇，我們是三個人署名嘛，三一三十一，你想能有多少？」
葛萍給他端來一杯熱茶，擱到茶几上。他勾著脖子看看，問：「花茶？綠茶？紅茶？烏龍？」
葛萍說：「就是一般的花茶。」
來人笑著說：「你該多準備幾種。國外主人招待客人，總是發問：Coffeeortea？Whichdoyouprefer？①客人點了什麼，才給什麼……」
葛萍一拍巴掌：「嗬！咱們中國人可沒那麼多講究！」
來人繼續對他們說：「如果來的客人不止一個，有人要了咖啡，有人要了茶，有人說什麼也不要；你該給咖啡的給了咖啡，該給茶的給了茶，那什麼也不要的人，按中國待客的規矩，總也得給他杯咖啡或茶，可要是你給端過去了，人家就會不高興——」
葛萍驚奇地問：「那為什麼呀？」
來人聳起眉毛說：「你不尊重人家嘛。人家說不要就不要。有那中國人，到了外國人家裡，人家問他喝什麼，他說不渴，不喝，其實是客氣話，他心裡是想喝的，等著人家給他倒——因為在中國你說不渴不喝人家也總是要給你倒水的。結果，人家就只給要的人倒，不給他倒，他只好乾渴著，忍著……人家就是尊重你的個人意志嘛！主人問客人：『味道好不好？』你說：『唉呀，不好！真不好！』主人會很高興，因為你說了實話，坦率；如果你說客氣話：『好，真好！』可喝了幾口就不喝了，人家又會生氣，因為你不真誠……」
葛萍不免問他：「你是剛出國回來還是怎麼著？知道得這麼清楚！」
來人端起茶來，呷了一口，嘆聲氣說：「我？哪就輪著我了呢？我還不是聽×××說的，昨晚上我剛在他家喝了『人頭馬柯涅克』，那酒名氣不小，其實不如『峨塔白蘭地』！」
韓一潭就知道他的「包袱」要在這時候抖落，他與其說是炫耀關於西方社會的社交習俗，不如說是宣告他目前深入文壇所達到的程度。他所說到的×××，是文壇上眼下極紅的作家之一，剛從國外訪問歸來，韓一潭雖然早就跟×××認識——那時候這位來客還不知道跟哪兒窩著呢——但始終沒有達到與其促膝共飲什麼「人頭馬柯涅克」的地步。現在的文壇就是這樣讓你眼花繚亂——閃光的金子和如同金子般閃光的碎玻璃片，比「文革」前的17年都有成幾何級數的增長。
葛萍畢竟單純一些，她坐到摺疊椅上，面對著來客，同他對談起來。來客既然提到×××，她便很自然地問及他對×××一篇新作的評價，對方欣然作答——不過，先引用了若干著名評論家的意見，有的還並不是公開發表的文章和言論，而是：「上星期我到他家，他正好剛看完×××的那一篇，他也是先問我印象如何……」以及：「……他讓我別給他傳出去，他呵呵地笑著說：『傳出去，人家又該說我定調子了！』……」葛萍竟坐在那裡，如聆佛音。
韓一潭皺著眉，只覺得耳膜刺痛，悶悶地抽煙。
這位來客有一個響亮的筆名，叫龍點睛。算起來，韓一潭跟他認識也有六七年了。他頭一回來韓一潭家，是1975年年底，戴著個栽絨雙耳帽，穿一身樸素的中山裝。韓一潭一聽他是從工廠來的，又說是剛開完支部會，便自然而然地對他肅然起敬。他拿出一卷詩來，畢恭畢敬地說：「請韓老師給我改改！」韓一潭當時就看了他那十幾首詩，主題都是「捍衛革命樣板戲」，以當時的標準而論，寫得相當「有激情」，而且也比較生動、形象，只是不夠洗鍊。韓一潭看完，便在燈下一首一首地給他講自己的印象，肯定他的優點，提出修改的建議……送走他後，第三天便接到了他的來信和改好的詩，信中說：「因為參加『支農小分隊』，馬上要奔赴農業第一線，來不及當面傾訴我的感激之情了……幾首詩請您全權修改並予以處理……您現在、將來、永遠都是我的老師，我將永遠在您的親切指導下，為繁榮無產階級革命文藝事業，貢獻出我的一切力量！」
這以後他們常來常往。儘管韓一潭幾次把他的詩推薦出去，幾次都未能發表出來，他卻毫無怨言，每次見到韓一潭總是說：「您千萬別對我失去信心！我就算是塊頑石，有您的耐心輔導，也總能琢成個硯台的——哪怕是只配給小學生描紅模用的硯台！」
1977年，他一首十二行的短詩終於經韓一潭力爭在刊物上發表了出來。第一回見到自己的作品印成了鉛字，那激動的心情真難以形容，他那靈感的閘門，在油墨的香味啟動下猛地打開了，於是乎詩情如黃果樹大瀑布般地奔瀉不停，到1979年，他發表的短詩已達27首。進入1980年後，他及時地意識到：憑著寫詩闖入文壇遠比憑著寫小說闖人文壇費力而遲慢，於是他「試著寫起小說來」，而在這一年裡，他也就發表出了他的第一個短篇小說。
他認識的編輯自然不止韓一潭一個了。他出入於若干編輯部。他出席了某些文學方面的座談會。因此他不那麼經常去韓一潭家了。這也都不足為奇。
但是他變了。對於韓一潭來說，他的變化不是漸變而是突變。1980年深秋，有一天龍點睛來到了韓一潭他們單位，韓一潭恰好在一進樓的走廊頭上遇上了他。龍點睛戴著個米黃色的鴨舌帽，穿著件上海「大地牌」的新風雨衣。儘管韓一潭頗有一段時間沒見著他了，但那天劈面遇上還是很高興的。韓一潭剛想問他怎麼這時候跑來了？並想領他到自己所在的那間辦公室坐坐，沒想到龍點睛卻只是淡然對韓一潭點了個頭，連第二句話都沒有，只是直截了當地問：「你們主編在哪間屋？」
韓一潭一愣，但也本能地將主編的辦公室指給了他。他便繞過韓一潭，徑直地朝主編辦公室走去了。
沒有「伏筆」，沒有「鋪墊」，弄得韓一潭毫無思想準備，尷尬不堪。回到自己辦公室，韓一潭心神不定，他想：或許龍點睛同主編談完，還是會到自己辦公室來的，哪怕僅僅是敷衍一下。然而龍點睛卻並沒有來。
不用韓一潭說他的壞話，龍點睛在文藝界很快成了一個名聲不雅的人物——當然主要是在文藝界的「下層」，即一般的編輯和一般的作者心目之中。大家都說他是一分才能九分鑽營，兩分寫作八分活動，三分成績七分吹噓。但由他署名或有他署名的作品卻源源不斷地發表出來，品種由詩歌小說而散文評論，而電影和電視劇本。還有人說他是「客廳作家」——即他幾乎每晚都要涉足於一個客廳，當然不是韓一潭家裡這種沒有衣架和長沙發的客廳，而是文藝界領導或權威，主編或副主編，導演或副導演，文壇明星或新秀……的客廳，他從那裡獲得最新精神、最新消息、最新題材、最新技巧、最新動向和最新行情，難怪他能保持那麼豐盈的靈感和那麼豐盛的創作，也難怪有那麼多人主動來找他合作或請他「聯合署名」……
到了1982年的春天，他已由工廠調到了一個文藝單位，掛著工作人員的名，享受著准專業作家的待遇，並且在一次文藝界的大型茶話會上，穿著一身極其合體的棕色西服，走攏了韓一潭所在的那張圓桌；韓一潭別過臉去，不想主動理他，韓一潭他們那刊物的主編卻主動伸出手去，同龍點睛握手，沒想到龍點睛只把手同主編碰了一碰，連第二句話都沒有，只是直截了當地問：「×××同志在哪桌呢？」
×××同志是當時在場的身份最高的人物。主編心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