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不愛搭理人的技術情報站站長。
中國的社會習俗，起碼直到1982年年底，還並不把未經預約地到家裡拜訪，視為缺乏禮貌。拜訪者既往往不以為失當，被拜訪者也常常不以為奇怪。當然，這是僅就社會心理的平均狀態而言。細加考察，則似乎又與文化水平的高低有關。在農村，農民之間互相串門，是連敲門一類的程序都無須有的，拿腳就可以往門裡邁，進屋不用讓，不但可以就座，還可上炕。在工人之間，倘是近鄰，敲門一類的講究也可以免去，但一聲呼喚卻不可少，倘是遠造，則勢必敲門，但可以敲得「梆梆梆」山響，不必那麼文質彬彬地輕叩。一到幹部，特別是知識分子，敲門這一環節便不能含糊了，敲得急了、重了，主人會感到不快，敲得小了、輕了，裡面沒有反應時，下一步如何敲，客人不由得要加以節制——一般是由輕漸重、由短而漸長（1983年後，門鈴開始漸次出現，到1984年，電子音樂門鈴漸趨流行，不過按門鈴的心情，與敲門無異）。主方聽見了敲門聲或門鈴聲，開門前往往還要問：「誰呀？」「哪一位呀？」（1982年以前，門鏡——即可由里望外而不能由外望里的「窺視鏡」，尚未普及，裝上的，多為外國貨——或自己有出國機會時，從海外帶回，或托親友從海外購來；1983年初始有從日本進口的門鏡，約10元一隻；有了門鏡後，問話自然可以取消。）開門時，也往往先開一縫，看清楚了，才讓進來，倘來客是找這家的另一個人，而另一人並不在，則往往申明完「出去了」或「不知什麼時候回來」，便將門關閉——偶或也客氣一句：「不進來坐坐嗎？」但客人一看那眼神、表情便都知趣，必答曰：「不啦，不啦。」
隨著北京四合院的逐步消亡、居民樓的大量湧現，表面上看，人們的居住空間挨得緊密了，但人們的自然聯繫也隨之淡化，鄰居之間大有「老死不相往來」的趨勢。客人來造訪時，那一扇緊閉的單元門，便缺乏雜居的四合院院門的那種隨和感，而顯得冰冷無情。
且說正當薛家婚宴達到觥籌交錯的高潮時，他們那個院的院門前，來了個中年男子。他眼看就要往門裡邁步了，卻又抽回了腳去，接著，他便在院門外徘徊起來。看見有人騎車過來了，他生怕別人看出他的窘態，遂裝作不過是偶然路過那裡的樣子，徐徐朝衚衕另一邊走去，但走了一段，卻又折了回來……
此人五短身材，其貌不揚，但衣衫整潔，戴一頂藍呢鴨舌帽，一望而知，是個知識分子。
他叫龐其杉，是院里張奇林所領導的那個局所屬技術情報站的新任站長。為了確定龐其杉是否適宜擔任這個職務，前些時張奇林他們局黨組有過一次很激烈的爭論。
龐其杉1963年畢業於中國科技大學，今年42歲。他一畢業就分配到這個系統從事技術情報工作。他專業外語水平頗高，工作也一貫認真負責，又正當精力最充沛的壯年期，提拔他為技術情報站站長，本沒有什麼好猶豫的。但他這人有個致命的缺點，就是單位里有一種普遍的反映，說他不愛搭理人。比如，人家在樓道里、甬路上跟他「狹路相逢」，他老遠就把眼皮順下去，及至臨近了，不管人家跟他打沒打招呼，他竟含含糊糊地低著頭跟人家錯肩而去；又比如，局裡召開某種會議，他去得略早，坐在了那裡，別人後去了，坐在他旁邊，會議還沒開始，按說可以隨便聊聊，他卻絕不主動同人搭話，別人和他談話，他只是有問必答而已，顯得非常冷淡。因此，他在單位里毫無人望可言，甚至傳達室的工友也討厭他——他在取信時總是默默而進，取完信又默默而出，難得露出一點笑容。因為他不愛搭理人，有人判定他狂妄自大，有人認為他清高過頭，總之是思想意識方面存在問題。他早在1963年就向黨支部遞交過入黨申請書，自然黨支部從未考慮過發展他的問題。沒想到到了1982年，新調整好的局領導班子作出的首批決定之一，便是提拔龐其杉為情報站站長。情報站一共11個人，只有3個黨員——一位是體弱多病的秦大姐，解放初期的大學畢業生，只懂俄語；另外兩位都還不到30歲，一個是當「工農兵學員」時入的黨，一個是參軍時入的黨，他們的外語水平都比較差，老實說，干這個技術情報工作原比較勉強——總不能單因為他們是黨員，就提拔他們當站長吧？由於情報站黨員一貫少，所以向來是同其他科室的黨員合組一個支部，新的局黨委醞釀技術情報站新站長人選時，支部里爭論也很激烈，有的支委提出這樣的問題：「提龐其杉當站長，是不是意味著我們不久也得把他發展進來呢？他夠條件嗎？」秦大姐倒總為他辯護：「龐其杉多年來一直還是有入黨要求的，過去我們幫助他不夠，今後可以改進我們的工作嘛——就算他還不夠入黨的條件，他擔任情報站站長還是合適的。我50出頭了，身體又不好，又只懂得俄文，局限性比較大。龐其杉不僅英文很好，法文、德文方面的資料也能處理，他這些年看的原版書很多，對我們這個領域的發展狀況和趨向有鳥瞰能力。所以，我認為我們還是應當把他推到站長的崗位上去。」當局黨組聽到不少尖銳的反對意見，張奇林也猶豫不決時，他找秦大姐長談了一次。兩人冷靜地分析龐其杉的問題，他究竟是怎麼回事兒？秦大姐沉吟地說：「情報站的人員調進調出，流動性大，自組建後一直沒挪動的，仔細想來也就是我和龐其杉兩人。據我多年的觀察，龐其杉的這種性格，的確有他那知識分子家庭給他打下的烙印——反正我憑知識吃飯，用不著為什麼人折腰，所以清高、孤傲；此外，也有他個人生活道路上一些遭遇的因素，比如，我恍惚聽說他在大學時有過一次失戀，痛苦得險些自殺。這些人生的變故可能也促使他的性格變得更加內向、冷化。可是，有一個情況我必須向您指出：龐其杉一旦同你相熟了，他也會變得非常活潑健談，而且使你出乎意料地感到他非常坦率、非常熱心……打個比方說，他好比是一塊硬糖，扔到一個水杯里以後，他不會馬上溶化，他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只能向最靠近他的一些地方，飄散出他的甜味……這個比方不那麼準確，但很能說明問題：他的可溶性未必很小，但他的溶解過程卻只能是緩慢的、漸進的。除了這種理智的分析，我有時對他的性格還有一種樸素的感性的認識——那很簡單，就是我覺得他之所以不愛搭理人，特別是不愛搭理剛剛調進我們情報站的人，不愛搭理外科室的人，不愛搭理不相熟的人，只不過是他感到特別不好意思罷了……從心理學角度上看，是不是有那麼一種人——他們未必有多麼深刻的道德品質上的原因，而僅僅是出於一種無法排遣的羞澀，從而不能同周圍的人融洽相處？」張奇林後來把秦大姐這番話介紹給了黨組的其他同志，反應是搖頭、哂笑和漠然。弄得張奇林也疑惑起來：能像秦大姐那麼去分析一個幹部嗎？……
張奇林的女兒張秀藻，有時會在全家看電視劇時，忽然問張奇林：「爸爸，在你們黨委裡頭，你是改革派還是保守派呢？」——提出這樣的問題並不奇怪，因為在反映當代社會生活的電視劇里，幾乎照例總有那麼兩、三種類型化的幹部——除了「改革派」和「保守派」，往往還少不了「糊塗派」（或叫「和稀泥派」）。張奇林遇到這類問題，往往總是微微一笑，所答非所問地說：「沒那麼簡單啊。」是的，生活本身並不像某些電視劇表現得那麼簡單。不過張奇林並不想批評任何一部電視劇，他也幾乎從未完整地看過一部電視劇。他倒想看，但他沒有那個時間——即使回到了家中，難得暫時地坐到電視機前，也難免不是電話便是人來，把他又引回到繁忙的工作中去。
關於龐其杉是否適宜提拔為技術情報站站長的爭論，新黨委的成員們恰恰是出於改革心切，才決定加倍重視技術情報站的工作，才為站長人選的問題展開了那麼激烈的爭論。這場爭論直到10月份才宣告結束，龐其杉的任命終於被確定下來。
任命宣布以後，出現了微妙的情況：情報站內部的反映——無論持贊同還是持保留態度——倒都並不強烈，而局裡的其他部門，又尤其是一些黨員同志，卻普遍認為這是局裡的新領導班子擇人不善，他們甚至在機關食堂里吃飯時也議論這件事說：「看吧，情報站這下非亂套不行！」可是一個來月過去了，情報站卻不但沒有出現混亂，反而比以往更能發揮作用。在一次全局大會上，由情報站向大家介紹國外科技發展最新趨向，龐其杉作為一個「穿針引線」的主持者，先致開場白，又在每一位情報站同志介紹情況前後作引入性與過渡性的發言，最後再作總結髮言，使一些頗為深奧、新奇的信息，舒舒服服、清清楚楚地輸入到大家的腦中。散場後，一些原來對龐其杉持有不良印象的人，開始發出這樣的感嘆：「原來他也不是總那麼死眉瞪眼……」
可龐其杉在走廊上遇見了人，仍舊不能主動打招呼。就在前幾天，在走廊上遠遠看見了張奇林，張奇林剛想主動招呼他，他呢，卻突然拐進廁所里去了——顯然，他不但改不了不愛搭理人的毛病，而且，也依然害怕別人僅僅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