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農村姑娘帶著厚禮走來。
郭杏兒手腕上有表，可她還沒養成伸腕看錶的習慣。再說她雙手都拿著東西，想看也費力。她習慣性地憑天光估量著：幾點啦？她望著高聳在眼前的鼓樓，心裡盤算著：這時候也不知人家在不在家？闖進去合適不合適？
冬日溫柔的陽光，親吻著郭杏兒汗津津、紅噴噴的臉龐。
郭杏兒一大早就抵達了北京站。光是出站通過的那條鑲著瓷磚的長長地道，就給了她一種新奇而神秘的感覺。那條地道的盡頭處裝有日本精工表的燈光告示箱，上面有一行四方四正的黑字：「歡迎您到北京來！」這個告示箱據說是日本商人「免費贈予」的，其實是讓人家不花錢而做了大廣告，並傷害了中國旅客的民族感情，難怪許多人忍不住給有關部門寫信，給報紙寫文章，強烈要求撤換那份廣告，後來那份廣告也果然被撤換了；不過，郭杏兒路過那份廣告時，卻並沒有產生類似的義憤，她只朦朧地感到那種燈光廣告發散著一種她以前未曾體驗過的城市氣氛（用她的語言說就是「城裡味兒」），而這種氣氛是她夢寐以求的。
郭杏兒落生以後直到如今，不光是頭一回進北京，而且是頭一回進城。當然，如果把到過只有一條「大十字」街的縣城也算作進城的話，那麼勉強可以算是第二回。其實村裡跟她那麼大的姑娘，沒進過城的多矣，本沒什麼好慚愧的，問題在於郭杏兒的父親郭墩子是1960年打城裡返回村裡去的，而且，嚴格來說，郭杏兒是她娘在城裡就懷下的，她得算是城裡的姑娘落生在了鄉村。自打她懂事以後，她就不斷聽父親講起城裡的事——而且不是一般的城裡，是首都北京！父親經常這樣開口講話：「這事要是到了北京呀……」「這東西要擱到北京去呀……」「這幹部要跟北京的幹部比呀………」「這個理要拿到北京去論呀……」使得郭杏兒在意識里不僅覺得北京的人和物非同一般，就是道理，好像也另有一個，更神聖，更偉大。
但是郭杏兒命苦。她娘生下她以後，就一直是病病歪歪，隔一年生下她弟弟棗兒以後，更是整整有一年卧病不起，雖有她爹拚命地掙工分，生產隊對他們也算相當照顧，但是整個村的生產始終上不去，連沒災沒病的人家都受緊，他們那日子窮窘得就更沒法提了。好容易她娘緩過勁來了，她爹那茁壯的身子，有一天卻突然垮了下來——他全身浮腫，一直腫到連眼睛也睜不開，終於在杏兒9歲、弟弟棗兒7歲的時候合了眼。那正是「文化大革命」鬧得如火如荼的時候，他們那個村裡也鬧騰了一番什麼「奪權」、「反奪權」，把生產隊的幹部也掛牌子鬥了一通；高音喇叭就安在杏兒她家牆外的電線杆上，整天哇啦哇啦吵個不停……後來杏兒、棗兒大了，她娘告訴他們說：「你們爹生是讓那高音喇叭氣死的！」娘又嘆息說：「虧得你們爹脾氣倔，回村以後指派也好、選舉也好，讓他當那隊幹部他死活不幹，要不，病成那樣說不定也得揪出去斗……」
有人來勸杏兒、棗兒娘改嫁，她給人家沏上茶，還留人家吃飯，可任憑人家千言萬語，她只是一句話：「俺一個人能把杏兒、棗兒拉扯大。」杏兒早熟。她12歲就不再去學校上學，天天堅持下地幹活。她很快成了棗兒的另一個家長，而且往往比娘還更顯得強而有力。
杏兒爭強好勝。當她只能拿「娃娃分」（即隊里給未成年的勞力定的低值工分）時，她去找隊長爭辯：「俺乾的一點不比大嫂大姐們少，幹嗎少給俺工分？」可是當她14歲上終於拿到「婦女分」（即隊里給婦女壯勞力定的低於男勞力的工分）時，她又去找隊長爭辯：「俺乾的比哪個大小爺兒們差？幹嗎不給俺滿分？」所以「批林批孔」那陣，公社把她樹成了「爭取男女同工同酬」的典型。結果卻使得隊里幹部對她極度反感，於是專派她去干那最臟最苦最累、而且往往是婦女不適於乾的活。當然也不能只派她一個去，每次總要搭配上幾個其他的女勞力，這樣又弄得那幾個女勞力對她不滿：「讓杏兒一個人去『典型』吧，俺們不要這路同工同酬！」事實證明，「大鍋飯」形式的「同工同酬」除了具有理論上的某種瑰麗色彩而外，並不能真正調動起農村婦女的勞動積極性。有一天杏兒也不幹了，她跑去找公社書記說：「俺要求同酬，可不能完全同工！」書記大吃一驚，忙問：「怎麼啦？」杏兒瞪圓了眼睛說：「沒什麼，就因為俺是個女的！」她這個「典型」因而崩潰。
杏兒想多掙工分，早點讓家裡富裕起來，確實並不是為她自己，她是為了棗兒，為了棗兒也就是為了娘。她知道娘的心思，娘再疼她，也跟疼棗兒有區別。她早晚是要離開家的，而棗兒卻必須永遠留在娘的身邊。她和娘供棗兒上完小學，又供他上中學。她和娘為棗兒攢著一筆錢，從一塊錢起頭，慢慢地往上增添……
村裡有的姑娘，七竿子八棒槌攀上了城裡的親，還並沒能嫁到那裡去，只不過去逛了一趟，回到村裡那勁頭啊，就像當過了西太后似的。有一回下地當中打歇兒，一個叫紅桃的姑娘——她不久前剛到石家莊去過一趟——掏出一張照片讓大傢伙傳看，那可是在城裡照的！背景是座高樓，有人數了數，足足有六層。再高的樓他們也從電影上見過，問題是紅桃就站在那高樓前頭，並且說她在石家莊的那幾天就住在那樓里，這就不一樣了；據紅桃說，樓里人不睡炕，睡床，那床軟得不行，她睡不慣，人家就拿來個大鐵箅子似的東西，只有半人高，說讓她睡那個，那咋睡得下呢？她正疑惑呢，人家就把那「鐵箅子」打開了，敢情那叫「摺疊床」，連支子都是現成的，睡著不那麼軟了，可也不踏實，她到第三夜才習慣下來……她還形容了半天無軌電車。有個人問她：「咋叫無軌呢？」她眨了眨眼，笑著說：「破除迷信唄，沒有鬼，不鬧鬼唄！」在一旁早就見不得她那張狂勁的杏兒忍不住開口了：「你懂啥呀？無軌就是沒有軌道！」可有人問：「啥叫軌道呢？」輪到杏兒眨眼了，她只覺得心裡頭有那麼個意思，可嘴上就是講不出來，憋了個大紅臉。這樣，不但紅桃揚著聲音嘲笑她，在場的人也都鬨笑起來。杏兒急了，便大聲嚷：「俺爹還去過北京呢，你們忘了俺家有他的相片啦？」她家躺柜上頭的鏡框里，正當中的兩張就是她爹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照的。一張背景是天安門，單是她爹一個人，另一張是她爹和荀大爺，兩人表情過分嚴肅地站在那裡，毫無必要地採取了嚴格的立正姿勢……凡到過她家的鄉親們自然都見過那兩張照片，可這畢竟不同於杏兒自己去過北京，因此他們還是都捧著紅桃而鄙夷杏兒。紅桃更火上澆油地譏諷說：「杏兒你別在姐姐前頭誇見識，你連咱們縣上還沒去過吧？有鬼沒鬼還用不著勞動你來給大傢伙嚼舌頭！」
杏兒打那天起就下決心一定要進城。1977年麥秋以後，聽說縣裡設了自由市場，杏兒就挽上一筐雞蛋，要去縣城。娘不讓她去，說就在5里外的公社鎮上賣了算了，可她偏要去二十多里外的縣城。她果然一步一步地走著去了，並且在縣城邊上的自由市場很快賣完了她的一筐雞蛋。她原不是為賣蛋而來的，所以賣完蛋她就趕緊進城去逛——縣城讓她失望，因為那縣城除了一處叫做「大十字」的街道以外，其餘的地方並不比公社所在的鎮子強。那「大十字」不過是以四座三層樓房為標誌的一個十字路口，各自向東西南北延伸出幾十米的商業區，便消融在農村式的房屋中了。杏兒進了東北角的「百貨大樓」，倒是有不少讓她眼兒發亮、心兒發癢、拳兒發緊的新鮮商品，特別是那薄得透明，或紅或綠之中還閃著金絲銀絲光芒的紗巾，紅桃脖子上常示威性地綰著一條——是她從石家莊帶回來的。杏兒真想買下一條呀，紅桃那條是淺粉的，自己要買就買上一條碧綠的，跟她鬥鬥，看誰的俏、誰的艷——杏兒手裡賣蛋得來的錢有二十來塊呢，買下一條那樣的紗巾不成問題；可想到家裡的情況，想到棗兒下學期的書本費，想到棗兒嘴唇上滋出來的小鬍子，特別是想到為棗兒蓋房子攢下的錢還不夠買磚瓦的數兒，杏兒便強咽著唾沫，離開了那掛著一溜紗巾的櫃檯……杏兒不知不覺地登上了三樓，忽然有人大聲地叱責她：「你怎麼上這兒來啦？下去！」杏兒這才發覺三樓原來是辦公的地方，而且在二樓通往三樓的樓梯那兒立著個木牌子：「顧客止步」。她臉紅耳熱地趕緊轉身返回二樓，讓她不堪忍受的一聲呵斥從她背後傳來：「真不懂事！瞎胡竄！」
杏兒的頭一回入城經歷給她心靈上帶來的不是慰藉而是屈辱。她一邊往家走一邊重整她的自尊心。如果說她爹給予了她一筆可貴的遺產，那麼這遺產就是一種高度的自尊，而同自尊相聯繫的便是一種甘願為比自己弱小的人提供援助的豪爽。她想那粗暴斥責她誤上三樓的人才是真正的不懂事——她爹跟她講過，她印象很深，北京有條大街叫王府井，王府井當中有座百貨大樓，百貨大樓從一層到三層都賣貨；準是那關於北京百貨大樓的印象使得她朝三樓走去，只怪這縣裡的「百貨大樓」沒氣派，也是暴露出這縣裡的人沒見識——在北京王府井的百貨大樓，人人自然都一直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