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安門大街上，來了一位給婚事幫廚的人。他為什麼不要茶壺？
地安門的十字路口，顯得過分寬闊。那是因為當年有座龐大的地安門，50年代初將它拆除了，修成十字路口，所以成了這樣。不知道為什麼，30年來，人們始終沒有在那寬闊的街心，開闢一個轉盤式的大花壇。人們凈忙著干別的了。現在也還是這樣。天還沒有大亮，這裡已經熱鬧起來。當然不是那種公園或商場式的熱鬧，而是一種缺乏色彩的、嚴肅的熱鬧——人們急匆匆地趕著去上班。公共汽車、電車裡擠得滿滿當當。車站上既有循規蹈矩排隊候車的人，也有無視公德、幾乎站到快車道上、打算車到便往上跳的小夥子們。而構成總體氣氛的關鍵，還是那些騎自行車的人。多數騎自行車的人只是被動地隨著車流前進，但總有少數屁股不怎麼沾車座的小夥子，蛇形地快速穿過每一個能利用的車隙，驚心動魄地飛馳向前。
這天總算比平日景況稍鬆緩一點。因為是星期日，機關幹部和學生們退出了清晨的這股人潮。不過需要通過這個十字路口去做工、售貨、辦事的人還是不少。北面高踞的鼓樓和南面屹立的景山，彷彿都在薄明中凝望著這裡，它們也許在沉思：為什麼這裡的生活既有驚人的變遷，也有似乎是單調的重複？
路喜純在自行車的車流中，不慌不忙地均勻蹬車，邊想心事邊隨車流向前。
這是個26歲的小夥子，從他的年齡來說，他或許要算胖子，但其實他的臉蛋、胳膊、胸脯都還是緊繃繃而富有彈性的，只不過比一般的同齡人鼓脹而缺乏稜角罷了。他在崇文門外花市附近的一家小飯館工作。那小飯館可以說是北京市最基層最不起眼、甚而會被某些自命高雅的人視為最低級最不屑一顧的社會細胞。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其實整個北京城的陰晴風雨、喜怒悲樂，都能從那小小的飯館中找到清晰而深刻的迴響。
路喜純已然父母雙亡。常有人問及他的父母，他總是極簡單地回答。倘若有人多問幾句，他便彷彿不高興起來。他那故去的雙親，似乎有著某種神秘的色彩。
其實說起來也很平常。路喜純的父親生前是個蹬平板三輪車的運輸工人，母親一直是個家庭婦女。他父母收入雖然不多，對他這個獨生子卻保證著絕不低於一般富裕家庭的供應，因此，上小學時，那位戴眼鏡的班主任老師常以他為例，來教育全班同學：「新舊社會兩重天。要是在舊社會，路喜純還不得穿著破衣爛衫，到垃圾堆拾煤核兒去嗎？……」這位老師還曾到他家裡去，動員他父親到班上去憶苦思甜。那天路喜純父親正就著一頭大蒜喝酒——他每天下了班回來總得喝上三兩白乾。出乎老師、也出乎路喜純意料，父親不但予以拒絕，還紫漲著臉，瞪著發紅的眼睛，說出了這樣蠻不講理的話：「甭拿咱們開心！甭跟我來這套！」母親趕緊來打圓場，說他那是發酒瘋，「甭搭理他！」老師掃興地走了，從此講話不再以路喜純為例。路喜純為這事深深地感到困惑。不久，父親便腦溢血去世了。
父親去世後，母親挑起了生活的重擔。原來，母親做挑花活不過是補助家用，這以後她每月幾乎要多領兩倍的活計，每天都要做到晚上十點來鍾。通過她的努力，路喜純的生活水平一點沒有下降。但在路喜純的記憶之中，他母親絕不是文藝作品中慣常描寫的那種手持慈母線的賢良形象。她都快50歲了，每天起碼還要照十多次鏡子。她又很愛給自己拔痧，經常在額頭上、太陽穴旁，用食指和中指的指縫，使勁揪出排列整齊的紫紅印子來。他們難得吃肉，但母親頓頓飯後總要坐到屋門口去，用炕笤帚苗剔牙。有時候母親還要同鄰居吵架，儘管這種時候不多，而且往往母親確實佔了幾分理，但母親吵架時那種豁出去的勁頭，以及夾帶著的那些極難聽的髒話，事後總要讓路喜純偷偷地害上幾天臊。母親是1972年冬天查出來有肝癌的，1973年春天便去世了。
路喜純家住著院里一間南屋。父母雙亡後，鄰居們原以為這間屋子很快便會變成無處下腳的雞窩，甚至會成為衚衕里小流氓們的聚會之所。誰想料理完母親的喪事，僅僅16歲的路喜純卻在三天之內，使那間房子煥然一新。他先到街道上開了證明，去信託商店賣掉了家裡的一套瓷瓶、瓷帽筒和一個硬木炕桌，取得了一筆對他來說相當豐厚的現款。然後，他便重新粉刷了屋牆，用草根刷子刷凈了每一件傢具，重新把屋子布置起來。他在窗明几淨的屋子裡，沉著地等待有關部門給他安排工作。當他手頭只剩五塊多錢時，給了他通知，讓他去那家小飯館。
按某些人從旁推論，路喜純是北京市民中的所謂「衚衕串子」①，最易墮落而難以教化，然而除了偶然有頗令人迷惑不解的行為外，他竟不但沒有墮落，反而生活得非常正派。在他生活道路上給過他強烈影響、給予他這樣去生活的啟示人，一共有兩個。一個是他中學時的老師嵇志滿，一個是他們那個小飯館的何師傅。嵇老師並非什麼知名的優秀教師，何師傅在飲食行業中也並非突出的先進人物，但他們靈魂中那些健康的、向上的東西，偏偏集中地流注到了路喜純的靈魂之中。
先是為了儘可能不去上山下鄉，後是因為安排就業困難，路喜純所在的那個小飯館裡的年輕人，竟然大多是從後門安排進去的。這也許會讓那些對小飯館的前門也不屑一顧的人們啞然失笑吧。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這座北京城裡的市民儘管共享著同一個空間和同一份時間，但人們所生活的層次畢竟有所不同。路喜純所在的這一層也許並非最底層，但即使在最底層里，也會有許許多多同上面那些層次相通的東西。因為是飲食基層店經理安排來的，因此便在同事們面前趾高氣揚，這同因為是某個「大人物」的侄子而進了市府機關，便令某些人格外尊敬三分，又有什麼不同呢？路喜純到了飯館便想學掌勺炒菜，誰知那個差使至今輪不到他——因為那是紅案，比去做主食的白案似乎要高出一檔。在飯館這個天地里，路喜純的來路和背景都還不足以使他獲得那個位置，於是乎一個總噘著嘴的比他「來路硬」的小夥子便佔據了那個崗位——偏偏那小夥子滿心滿意想找個機會調到高一個層次的行業中去，他還不樂意學那個紅案呢；但飯館的小頭頭卻寧願要他學紅案而不要路喜純學。
路喜純為自己這樣的遭遇和身邊這樣的現實深深地痛苦過。他那痛苦的價值，比一位大學畢業生學非所用的痛苦的價值低嗎？比一位有才華的作家的嘔心瀝血之作被退稿的痛苦低嗎？比一位高級幹部的正確的改革計畫遭到保守者抵制的痛苦低嗎？不見得吧。特別是當那個小夥子並不虛心聽取老師傅指教，漫不經心地把菜炒得黑糊糊焦烘烘，因而引來顧客的抗議時，路喜純便格外痛苦，有時他會禁不住把饅頭機瀉下的饅頭，撿起來捏得濕面滋出每一條指縫，然後再重重地把那團面甩回到機器里去……
前幾天路喜純還去學校找過嵇老師，向他傾訴過內心的痛苦。嵇老師是教數學的。路喜純在那所中學上學時，還是「四人幫」得勢的時期。從那時的數學課上學不到多少知識，但從課下的談話中，路喜純卻從嵇老師那裡獲得了不少實實在在的真理。嵇老師總是給他講歷史，特別是近代史。嵇老師所講的，往往都是歷史課上聽不到的。他記住了嵇老師一句幾乎是口頭禪的話：「你要有歷史的眼光！」
嵇老師一直住在學校一角的一間小屋中。不知為什麼他總沒有結婚。但路喜純每次去，卻幾乎又總會在嵇老師那凌亂的宿舍中發現一位女客，有的顯得很年輕，長得未必漂亮，打扮得可真時髦；有的徐娘半老，穿著樸素，卻風韻猶存。這回去又遇上了一位，不老不少，圓臉龐，鼓眼睛，說話嗓門挺大。瞧那做派，簡直跟嵇老師熟得不能再熟，路喜純跟嵇老師說話的時候，她就坐在嵇老師床上，抽著一根煙，極隨便地翻閱著嵇老師的一本集郵冊，還不時發出像男人那樣粗嗄的笑聲。
路喜純傾訴了他的苦悶。嵇老師照例沒有什麼特殊的表情，他用捏在手裡的一個圓形塑料立體梳，慢慢梳理著日漸稀疏的頭髮，待路喜純說完了，便從桌上取過一本書來，遞給路喜純，簡單地說：「你看看這個。」
那是一冊紙已發黃的《文史資料選編》，路喜純翻開，溜了一下目錄，有什麼溥佳的《清官回憶》、溥傑的《回憶醇親王府的生活》以及《清官太監回憶錄》之類。看這些東西，能解決什麼問題呢？
「你看看這個。」嵇老師慢騰騰地對路喜純說，「你要有歷史的眼光。世界上的事，沒有一刀切的時候，沒有一切都合理都美滿的時候，問題是你怎麼看發展趨勢，怎麼跟殘留的舊東西抗爭……你以為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後，成了民國，到處就都是民國景象了么？舊事物的慣性是很強的。直到1924年，也就是末代皇帝溥儀被轟出紫禁城前後，北京的鐘樓還在鳴鐘報時呢！這還不算什麼，你知道嗎？鐘鼓樓『定更』以後，街上還要出來『手打梆子腚搖鈴』的人；『腚搖鈴』就是腰上系個鈴鐺，他們是巡夜的；誰領著他們巡夜？還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