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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和阿姐在遙遠的東北，未能享受到同大哥久別重逢的天倫之樂，但他們都接到了家裡和大哥寫去的講述這次歡聚的長信，他們也都給家裡和大哥寫去了為此感到高興的長信。當然，他們的回信中都有很大的篇幅是講述他們自己學習、工作、生活的種種情況。
他從很小的時候就最愛看二哥的來信，二哥的來信總是筆跡瀟洒清晰，而且帶有相當的文學氣息。阿姐的來信那筆跡活像「火柴棒棒搭成」(小哥的形容)，行文很像是在寫一份實習報告，凡提及數量、長度、輕重、厚薄一類概念時總要寫下具體數據並往往精確到小數點以後第二位，因此也自有其特色。
二哥從樂山技術學校畢業後，學校升格為大學性質，他又繼續上了兩年專科，再畢業後，被分配到東北中朝邊境的一個小鎮的一家大工廠當技術員。那鎮子雖小而那家工廠卻相當地大，以當時的標準衡量廠房設備及附屬設施如職工宿舍禮堂商店澡堂等等都具備相當水平，那原是日本人搞起的一座工廠，日本人在那裡設廠除了圖就地取材方便以外，還為的是叫以立即通過朝鮮把產品運回日本本土。因而鐵路一直從幹線上通到那個小鎮。當然二哥到那工廠時工廠已屬於中國自己，產品的運輸方向也全然後轉。二哥後來向他描述過，別看那小鎮的火車站是個「死頭」，但每當客車啟動時，月台上的鐵路職工都必然立正，一臉嚴肅地目送火車緩緩開出車站，令人感受到一種東北產業工人身上煥發出的敬業精神和嚴謹風紀。
二哥在那個東北小鎮的工廠里一度工作、生活得很好。他也經常有機會出差北京。工廠里一度去了若干位蘇聯專家，因而地方雖然偏僻卻並無閉塞之感。後來二哥給他講到過許多有關那地方的情況，使他也覺得那地方除了冬季戶外的嚴寒令人生畏而外，其實優點相當不少。
比如，二哥就講到那裡對年輕的技術員也相當地照顧，可以一個人住一間宿舍；二哥把自己那間宿舍布置成了一個小小的安樂窩，拍出照片寄回北京家中，令父母和小哥還有他看了都不禁吃驚——那真比北京的這個家還要設備齊全，並且洋溢著文藝氣息。二哥住的是日本式帶拉門的房間，房間里靠牆全是書架，書架上全是書，間或點綴著一些工藝品，房間當中鋪著兩塊很大的草編席，席子邊上有一組C形的矮沙發，沙發邊一隻陶罐里插著江邊采來的大把蘆花，雅緻之極。另外又有一台上海產的收音機和一台蘇聯產的留聲機。此外還有矮長的小櫃，柜上是漂亮的熱水瓶、餅乾桶、奶粉罐、茶葉筒、成套茶具，櫃下玻璃拉門裡是酒和成套玻璃酒杯，還有一些碗碟杯盤……至於衣服和被褥，不用時都放在壁櫥之中，晚上睡覺，從壁櫥中取出被褥枕頭，一鋪開便可；而屋裡除了屋頂上吊下的電燈——有二哥自己製作的一個鬱金香形燈罩——還有一個可供晚上閱讀的能調整高矮的落地燈……比二哥年齡略小的大表姐田霞明，當時也正好在東北上大學，有一年正好到附近一個縣裡實習，抽空專門去看望了一次二哥，他記得二哥跟他形容過那一次的表兄妹歡聚，吃完晚飯，田霞明和二哥便坐在二哥宿舍中聊天，因為他們不是一般的表兄妹，抗日戰爭時期，正當少年時代，他們兩家一起在鄉下避難，表兄表弟表姐表妹們每天在一處嬉戲，傍晚時就在屋門外牆根下各坐一隻痰盂坐成一排拉屎撒尿。所以感情特別深厚，多年不見，驚呼熱中腸之餘，自然有擺不完的龍門陣。因此，田霞明便決定不另找地方過夜，二哥便不拉上窗帘，兩個人爽性燈火通明地對坐在那溫暖的小屋中，不睡覺地作徹夜談，當中還穿插著欣賞唱片翻閱畫冊，坦然地面對著從那宿舍窗外路過的人們投去的驚異目光……二哥說那一次歡聚真是無比地美好，而且事後廠里的人們也並沒有拋出什麼閑話。
二哥所居住的那個小鎮上的新華書店店面雖小，但同那書店的經理混熟了以後，可以很便當地根據總店發下去的征訂單和報刊上的廣告，要求他給訂購書刊和唱片，經理總是認真地完成任務並常常親自將書刊唱片送到二哥住處。結果二哥在那一時期搜集到了不少十分值得珍藏的書刊和唱片，比如《中國近代史圖片冊》和《蘇加諾總統藏畫集》，又比如柴可夫斯基的第四、第五、第六交響樂唱片，還有奠定二哥後來英語口語基礎的「英語900句」靈格風唱片，等等。
工廠的禮堂有很好的蘇制電影放映機，並且那時凡公開放映的電影每一部都到那禮堂放映過，只不過映期比北京等大地方晚上半個月一個月罷了，許多藝術性很強的蘇聯電影和東歐電影，因為工廠一般的幹部、工人並不怎麼欣賞，因而二哥他們少數識貨懂行的人便可以非常便當地簡直是斜躺在座椅上，把腿擱到前面座席上，怎麼樣地盡興欣賞，而且二哥不僅認識放映員，還經常幫助放映，有的愛看的片子，還可以把最喜歡的一本拷貝取出來自己放映著看，你想如果在北京能有這麼好的條件嗎？他記得那時候像蘇聯電影《海軍上將烏沙科夫》，民主德國電影《陰謀與愛情》，匈牙利電影《奇婚記》等等，在北京都是不容易買到票子的，而在二哥他們那個工廠禮堂放映時，上座率只有個五六成；只有像香港電影《垃圾千金》、《絕代佳人》或重映的老片子《一江春水向東流》、《三毛流浪記》或新片子《斬斷魔爪》、《徐秋影案件》，上座率才能達到爆滿的程度。
二哥後來常常深情地回憶起那個邊陲小鎮，那座規模不小五臟俱全的工廠，那些難忘的青春歲月，並把他當作一個傾訴這些懷念之情的接收器，使得他後來一想起二哥那些講述，便彷彿自己也在那地方生活過似的……
……二哥講到，有一回車間里死了一位老師傅，說是老師傅，其實也不過五十多歲，是心臟病突然發作死去的；當時那裡沒有火葬場，所以死後就抬到山上去土葬；二哥說那一天給他留下了終生不會泯滅的印象，倘若有一天他能當電影導演，一定要以那一天為題材拍一部感人至深的電影——他講到車間里的同伴，還有廠里相好的人們，一行大約二三十個人，自動地組合到一起，輪流抬著那棺材，朝高高的山上爬去……藍得醉人的天上，飄著大朵的厚實的白雲，山上草木蔥蘢，野花怒放……沒有人哭泣，是指老師傅的家屬；也沒有人故作嚴肅，或不得體地嬉笑輕薄；整個兒是一種純樸至極的與周遭大自然乃至深邃無極的宇宙相諧的氣氛……老少幾輩的當地人中只有二哥一個來自南方的技術員，他們不跟二哥見外，也讓二哥輪著去抬棺材一角……當這送葬的隊伍行進在開滿野百合的斜坡上時，一個工人師傅忽然唱起了歌來，是一種當地流傳久遠的調式，類似「二人轉」又類似朝鮮族民歌，那歌詞是歌者自撰的，並且顯然流淌自他的內心，是一種非常自然的即興爆發，他唱道：「你走了啊，走前頭了啊；我們還沒有走啊，我們還要活啊；我們要好好活啊，不到該走的時候不走啊，到該走的時候不留啊……」那聲音在山谷間清朗幽深地迴響……沒有人對他的突然引吭高歌感到奇怪，沒有人發笑或者害臊；他唱著唱著，一個、兩個、三個、四個，最後連二哥也應合了上去，一隊送葬的人就那麼淳樸至極地放聲高歌著：「你走了啊……我們還要活啊……我們要好好活啊……」天上的白雲冉冉地變幻著形狀，滿坡的野百合在風中搖曳……二哥回憶起那送葬的一幕，常感慨地說：「那是我一生中再沒經歷過的，我身邊全是最樸實最厚道最本分最純潔的人，我感受到了人性的優美，人際的和諧，領悟到了生和死的終極意義。人在宇宙中的確切位置……我感謝那個小鎮，感謝那些不做虧心事每天晚上睡得很踏實的工人師傅……感謝那一次葬禮……」
二哥還回憶到，葬禮後人們把死者家屬送回家中，然後就群集到鎮上一家小酒館，全是男人，只有酒館老闆是個中年婦女，大家便一邊喝酒一邊非常自然非常鬆弛非常坦率地百無禁忌地聊了起來，喝的是最便宜的薯干酒，下酒的菜很簡單，其中最昂貴的也無非是豬耳朵和茶葉蛋……二哥那天也喝得酩酊大醉，但二哥記得沒有人吵罵，沒有人鬥毆，最後三三兩兩互相攙扶著，非常高興地各自回到住處……二哥說喝酒當中也沒有人再提到死者，再提到葬禮，再議論到死亡，人們真是非常盡興地繼續過自己那平凡而單調，然而又極為珍貴和實質上非常莊嚴的生活……
也許，大哥那位名叫鄒志彪的戰友的大義滅親之舉，給大哥那固有的人性罩上了某種不可擺脫的投影？他不敢斷定。但他卻可以確定，類似小鎮葬禮那樣的經歷，給二哥那固有的人性增添了某種強有力的催化劑，使得後來的人生途程上，二哥不像大哥那樣狂躁，也不像小哥那樣陰柔。同父同母的親手足，他們的人性和稟賦是可以有著巨大差異的啊！可惜不能對當年鄰居甘木匠的那九個子女進行追蹤考察，想來那之間的種種相異乃至於強烈反差，會更加引動我們對生命存在的驚奇與探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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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希望子女中至少有一個能加入中國共產黨，但即使如大哥那樣已是解放軍的軍官，卻也總無那樣的喜訊傳來。緊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