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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心煩的時候，我就抻過一張紙來，在上面先寫一行「我究竟在煩些什麼？」然後開列出1、2、3、4……開列完了逐項冷靜地考慮，將它們再分成A、B、C或更多一點的級別，接下去就能把C級以下的逐項划去——這其實很不值得發煩，這其實很容易排除或實現，這是「自作多情」，等等——剩下的幾條，集中精神想想，而且盡量往好處、寬處想。最後，望著那張紙，心裡就鬆快多了，儘管事態一點變化也沒有。
曹叔和八娘一家回北京很久了，我父母還未給落實政策，原在北京工作的阿姐和二哥也還未回到北京；我自己雖娶妻生子，建立了小小的家庭，聊可自慰，但事業上困阻頗大，經濟上甚為拮据，煩惱事真是一大堆。
那幾年裡，我在北京惟一的親戚，就是曹叔八娘一家，出於對他們的關心，有一天我也抻過一張紙，為他們開出一串他們的煩惱，綜合分析了他們的各項煩惱以後，我把所有的箭頭都集中到一個字上，並用紅鉛筆把那個字重重地圈了起來。那是一個「房」字。
澗表妹雖然對調回了北京，卻並無宿舍可住，辦對調手續時，接收單位就把話說在前頭了——人可以來，住房請自理——她回到北京便給家裡買了一張上下鋪的鐵架床，讓涓表妹睡下頭，她自己睡上頭，鐵架上下鋪緊挨著曹叔和八娘的雙人床，當中拉一幅布簾，這樣睡了些時候，曹叔感到很不自在，後就換成八娘和涓表妹睡雙人床，澗表妹睡上下鋪的下鋪，曹叔每天晚上爬到上鋪去睡。但這樣睡了一陣，又因為曹叔塊頭兒太大，一翻身就滿屋子的咔啦咔啦響，澗表妹說簡直是地震，最後曹叔和澗表妹又易了位——別忘了外面廚房中還有爺爺，爺爺身體垮了下來，晚上忍不住地咳嗽；全家這樣地睡覺在盛夏尤為痛苦。
他們合用的空間如此之小，卻又至少總有三個人白天仍要留在家中，爺爺不必說了，八娘因為確診為冠心病，提前退休了；涓表妹因為考大學失利，決心在家複習一年重上考場；這樣就引出了許多難以避免的摩擦。
當然，希望在前，曹叔他們機關正蓋宿舍大樓，大樓剛打基礎，機關的分房委員會已經開始工作。為了公平合理，根據十多種因素給每個人打分，我聽八娘給我念叨過，他們有希望分到三居室的單元，關鍵在有爺爺同住，因為三代人比兩代人多五分，倘若他們的三代人是有一位奶奶或姥姥，因為他們是兩個女兒，那就要在從五分里扣去兩分，因為人家覺得女兒可以同奶奶或姥姥同住一屋。
那一陣子我去曹叔八娘那裡，或偶爾曹叔八娘到我的小家庭來，我們的話題往往不知不覺地就轉到了房子上。澗表妹很少到我家來，涓表妹根本就不來，因為她自從考大學失利以後，就抱定了某種其實是過分的決心。據曹叔八娘說她在家跟他們話也很少，跟姐姐和爺爺甚至能不說話就不說話，一天到晚坐在屋角的書桌前溫書——那書桌別人都自覺地不用，盡著她獨享——我去他們家時，她往往頭也不抬地繼續背書、做題，所以我對她留下的印象，只有兩個反射著光影的近視鏡的圓片兒，以及偶爾發出的「你們聲音小點兒行不行？！」的呼聲；吃飯她往往不到廚房的小桌邊，而由八娘把飯菜給她端到書桌上去。
但有一天忽然有人敲我們住的那間平房小屋的門，開門一看我愣住了：是涓表妹。我把她讓進屋來，只覺得眼前是她那副高度近視鏡的圓片兒冷冷地放著光。我簡直想不出她跑來找我的道理。她摘下了眼鏡，我這才發現她原來也有一雙富有感情的眼睛，我看見她眼眶裡蓄滿淚水，她掏出手帕去揩那淚水，這時我心裡一緊，慌慌地問：「怎麼了？」她用悲戚的聲音告訴我：「爺爺死了……我爸突然犯病，我媽讓你去幫忙……」
我舉起腳就跟涓表妹到了八娘家，幫著料理一切。我發現不僅曹叔在失去父親以後從內心裡迸發出了強烈的人子之情，八娘和表妹們也都真的流瀉出超乎我預料的悲痛。原來爺爺在大限來臨之前，掙扎著對他們說的最後一句話是：「對不起，我沒能為分房子堅持到底……」的確，按分房委員會的計分法及規定，他家爺爺一死，他們就不再可能分到三居室而只能分到兩居室。
當我陪著曹叔去寄存曹爺爺的骨灰盒時，我痛切地感覺到那盒骨灰在分房計分表中值整整五分。我腦子裡不知為什麼浮出了那衚衕院中的土山和四角亭。後來我再騎車去那院牆外張望，土山連同四角亭都沒有了，那裡正在蓋一座樓房。原有的居民都遷走了，因此我也不可能在那裡遇上一位端著臟土盆倒垃圾的小腳老太太了。去了，去了，該去的都在離去。
15
去的在去，來的倒也在來。企盼的和未曾料到的，該來的都來。
80年代以後，我自己家的各個方面都有程度不同的良性變化，這暫且不說它；曹叔八娘一家也日漸好轉起來，頭一項，就是終於住進了新住宅區——團結湖的單元樓，而且分到的是三居室——曹爺爺臨終遺言傳出去以後，引起了普遍的同情；而且不僅家裡明擺著有兩個大女兒，沁表妹在上海的戶口問題遇到了麻煩，她很可能不得不按有關「幹校子女」的政策仍遷回北京，這就更促成了三居室的到手。
曹叔他們高高興興地遷入新居以後，八娘就到上海去了，一來去看望多年不見的兄妹，二來好把沁表妹的戶口歸屬落實——這倒不成為她的心病，因為無論沁表妹最後是在上海落戶還是回北京團聚，都令人高興，只要不再懸著就好。此外還有一樁喜事——四娘那已經35歲多年落實不了對象的兒子沈錫松，終於宣布要在國慶節結婚，八娘正好可以趕上他的婚禮，熱鬧一番。
八娘去到上海一周，忽然一天中午曹叔到我家來，愛人上工去了，我不會做飯，便請曹叔上什剎海邊銀錠橋畔的烤肉季去小酌。直到落座以後，我才發現曹叔眼神有些異樣。我原以為他是八娘不在，發悶無聊才來找我消遣消遣的，看他那眼神我猜想是家裡出了點什麼事，是澗表妹又有什麼古怪的表現？是涓表妹高考再一次失利後精神狀態不能穩定？我只是望著曹叔，等他開口。
我們的座位靠窗，望出去是湖畔高高的楊樹，以及它們倒映在湖中又被微風吹得不斷抖動的圖像，一個賣糖葫蘆的老頭在湖邊倚著鐵柵欄打瞌睡，那些插在玻璃匣子內外的糖葫蘆無人問津，倒引來了幾隻粉蝶上下翻飛；曹叔望著窗外良久，才呷了一口白酒，幽幽地對我說：「你四娘沒有了……」
我吃了一驚。四娘我與她相處的時間很短，就是有一年她從上海來北京散心，住在八娘家中，那時候澗表妹她們都還小，我曾陪她及八娘帶著頭兩個表妹去游頤和園，當中要換幾次車，每次一擠上公共汽車四娘就搶著去為大家買票，那陣式就像在搶銀行似的，倘若大家不是從同一個車門上的，她買妥票後總要扯著大嗓門用地道的四川話嚷：「買了票了啊！八妹你們就莫買了啊！」那聲音響徹全車，引得許多人既張望她又轉頭張望猜想中的「八妹你們」，每回都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四娘在任何場合都使用這種大嗓門講話，在家裡也是如此，而且那口氣聽去大半像是在吵架：「唷！你把它放穩當些嘛！」「哪個說的啊！那啷么得行啊！」「完了！未必哪個是哄你們么！」其實，她那麼甩著大嗓門講話不僅絕非吵架，而且是誠心誠意地傾瀉著親熱。這也許是我們四川人的一大特點，所謂談話十分「展勁」。前幾年我回四川住在一家旅店中，傍晚時剛在床上靠靠想養會兒神，就聽見走廊里好一陣吵罵聲，幾個人都甩著大嗓門，聲音既高昂又急切，還夾雜著拍擊身體的聲音和尖叫，我實在忍不住了，遂起身出門勸架，哪知定睛一看，是幾位服務員在極為親熱的互相嬉戲，無論是他們互相切斷對方的話頭高聲笑罵，還是互相拍肩打背，以及尖聲叫喊，都只說明著他們心境的歡樂與生命力的旺盛。四娘便是一個典型的洋溢著歡樂精神的生命力旺盛的四川人。從未聽說過她有什麼病，年紀也不算太老，況且所鍾愛的獨生子又洞房花燭得大歡喜，她怎麼會「沒了」呢？
曹叔只顧喝酒，不怎麼夾菜。我勸他多嘗一點烤肉季的風味烤肉和甜味羊肉「它似蜜」，曹叔慢慢騰騰地夾口菜，呷口酒，兩眼不望著我而望著窗外，用一種彷彿在敘述非洲的什麼與我們全不相干的事情那樣一種口氣，淡然地向我報道：「你沁表妹打來個長途，讓我去上海接你八娘來。她被四娘的事弄懵了。你那表哥的婚事一切都籌辦好了，只等著在南京路上一家飯館請客辦事。就在要辦事的當天上午，你四娘忽然想上街再買一樣東西，她出門的時候你表哥勸過她，那東西什麼時候都可以去買，何必這麼著急？她卻非去買不可。就那麼去了。結果，過馬路的時候，她從一輛停在路邊的麵包車的車頭前往前穿，一下子被忽然開過來的一輛運貨卡車撞倒，當場就死了。」
聽完這敘述我再吃不下菜，又是車禍！我茫茫然地望著窗外，湖水中漂著些楊樹葉，賣糖葫蘆的老頭在伸懶腰，斜對岸有個孩子在抖空竹，傳來陣陣嗡嗡的聲音。我心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