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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阿姐在大學時期還是很快活的。
上的是東北農學院的農業機械系。在哈爾濱。寄回家的照片上，背景有學院的「飛機大樓」，就是說大樓的形狀從空中俯瞰像一架巨型的飛機，展開著寬大的兩翼。在那個時代，那樣的蘇式建築本身便是一種光明和希望的象徵。學院里有蘇聯專家，高年級聽專家直接用俄語講課。實習中自然都學會了開拖拉機，阿姐自然有從拖拉機駕駛室里探出頭來大笑的照片——後來全家都懂得了開拖拉機是一樁比較簡單的事，國家辦這樣的大學設這樣的專業請那樣的專家並不是為了培養一些拖拉機手，而是要培養一批能設計和指導製造拖拉機以及能總體運用農業機械的高級人才。阿姐本科畢業後又當了兩年研究生，由蘇聯專家親自擔任導師。
課餘，阿姐和同學們唱《小乖乖》，唱《槐花幾時開》，唱《半個月亮爬上來》，唱《卡秋莎》，唱《紅莓花開》，唱《三套馬車》，也唱《寶貝》，唱《哈！萬隆》，唱《哎喲，媽媽》……而且學校里流行彈吉他，是夏威夷式彈法，吉他很大，要擱放在檯子上，彈時要戴套指，用金屬圓棍壓弦……阿姐仍承襲著中學裡的外號「小辮」，梳兩根粗黑的尾端用鮮艷的布條結紮成蝴蝶結的長辮，夏天一到她便同許多女同學一起及時換上布拉吉或襯衫短裙；那時候學校里每逢周末必有舞會，跳規規矩矩的交誼舞……有一回舞會結束，旁系一位愛慕阿姐的戴眼鏡的男同學情不自禁地追逐阿姐，是那種50年代的追逐，他保持著二三十步的距離，裝作無意，但窮追不捨，企圖找到一個脫離人群和多餘眼光的地點，衝上前去向阿姐表白他的心跡……他已暗中向阿姐遞交過幾封情書，傾述每當從阿姐她們宿舍中傳出阿姐用吉他彈奏《哎喲，媽媽》等曲子時，他在窗外樹林中那如油火煎熬般的心情……那農學院的「飛機大樓」里有螺旋形樓梯，阿姐沿著螺旋形樓梯向上躲避，那痴心的人兒追蹤著螺旋向上，但最終那人還是飲恨梯間，因為恰好一群人從頂層朝下運動，阿姐又混在那群人裡面，眼睜睜地從那人身邊返回了底層，並消失在更大的人群之中……
他知道，那時候阿姐是屬於達野哥的。儘管因為阿姐到哈爾濱上學，每年只能在寒、暑假之中回到北京同達野哥相聚，但雙方的鴻雁來往，是頻繁而準時的。
一放假阿姐就回北京，經常是還帶來三四個乃至四五個同班或僅僅是同系的女生，她們家在更遠的南方，要在北京中轉換車或為的是遊覽一下北京，住不起旅店也沒有親友可投靠，便由阿姐帶至他們家中，他家外間屋裡便用兩個鋪板拼成一張大床，晚上阿姐便陪她的同窗們一起擠著睡，常常是必須橫著躺，把腳放在床邊的椅子上，才睡得下，而他和在郊區上大學的小哥在那種情況下只好到裡間父母的住房裡另搭臨時鋪位安歇，不過他們全家對阿姐的同學們都毫無厭煩感，而大多數同學住下來時也很隨便，唱歌、嬉笑，有一回，一位矮胖的福建籍同學，半夜裡滾到阿姐懷裡嬌滴滴地發起嗲來：「唉喲，盈波，我肚子疼，肚子疼喲……」那一晚別的借宿同學都買到車票離去了，外屋只有阿姐和那發出「盈波，我肚子疼喲——」呻喚聲的同學，阿姐只好爬起來給她找葯吃……不知為什麼，這隔著門帘傳進的「盈波，我肚子疼喲——」的聲音，給裡屋的他和他那比阿姐還大一歲的小哥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許多年以後，他和小哥還在阿姐跟前模仿過那嗲聲嗲氣的呻喚：「盈波，我肚子疼喲——」阿姐在他們初次模仿時咯咯樂，後來就僅止微笑，再後來表情冷然，再再後來他和小哥有一回又提起這件事時，阿姐竟說：「什麼同學？誰？什麼肚子疼？你們真無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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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姐他們的畢業分配過程，說起來像一個童話。那時候真是爭著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也許有人內心裡有畏難情緒，有不得已的因素，但呈現於表面的確實是爭先恐後挑選西藏、青海、寧夏、甘肅、新疆、貴州這類地方，還不僅如此，在長達6年的學習生活中，一些男女同學已經很自然地形成了確定的關係，那麼，如果哪一個省份哪一個地方哪一個單位恰巧需要兩名畢業生，大家就一定請他們先挑，成雙成對的挑剩下了，單撥兒的再挑，沒有發生糾紛，甚至沒有出現過哪怕是初級形態的爭吵與頂牛，非常順利地就分配完了，大家各奔前程。
那一年北京沒有名額，都知道阿姐在北京有達野哥等著，都不讓她去離北京遠的地方，而阿姐又自動放棄了天津，因為天津是雙名額，恰好有一對從天津考來的同學，理應讓他們回天津去，這樣阿姐就去了河北的一所農業專科學校任教。
阿姐不再把生活看成一朵開放中的玫瑰，不再快活，不再能聽到她唱《小乖乖》或者別的什麼歌，不再彈吉他，並且同家裡人團聚時不再有活潑的言談，都始於去了那所專科學校之後。
很久以後，阿姐同他談過一次，那時他也已經工作，記不得是什麼原因，總之阿姐同他談了，他憬悟出，阿姐是家族眾人中最早徹底冷下來的人。
那所農業專科學校設備很簡陋，生活條件相當艱苦，這對於阿姐來說都算不了什麼，她讀過蘇聯小說《遠離莫斯科的地方》，她作過更加遠離北京更加艱苦的思想準備，而她青春的火焰本也是一定可以戰勝地域的窮僻和生活的艱苦的……使她冷下來的原因是她忽然遭遇撲面而來的生活利爪和人性的猙獰……
那是一所小小的專科學校，教職工合起來只有一百來個人，阿姐報到後頭一回到食堂打飯，見到別的教師自然都甩著小辮歡快地打招呼，而剛涮完飯盒回到宿舍，同宿舍比她早分配來兩年的王老師便神色緊張地告訴她：「你可不能這樣！你怎麼能和右派分子打招呼，還湊到一塊兒吃，還說笑……」阿姐吃了一驚，忙向她打聽哪些人是右派分子，並牢牢記在心中：那個看起來慈眉善眼的老頭兒是，那個衣衫上打著補丁總戴著頂舊制服帽子剪短髮的胖女人是，那個白凈臉的戴眼鏡的是，那個看去像個農民身坯粗壯的原來教政治的竟然也是……
阿姐剛去那學校時，反右鬥爭剛卷過第一波，還沒教完一個學期，便緊接著有第二波、第三波，最驚心動魄的是同宿舍的王老師有一天在批判別的右派分子的大會上也被校領導點了名，雖然沒有立即宣布她是右派，但那無異於政治上的死刑判決，散會後回到宿舍阿姐不知道是跟她說話好還是不跟她說話好，而王老師一張臉不僅變為了抹布般的污灰色，也簡直不敢讓自己眼光同阿姐接觸，兩人同處一屋，只有墳墓般的寂靜……阿姐心裡怦怦亂跳，走出宿舍，懷著一顆求救般的心去找校領導，一個高瘦的右眼皮上有個疤痕的牙齒髮黃的男人，問他自己該怎麼同王老師相處，那男人厲聲地指示她：「監視她的一言一行，隨時向組織上揭發彙報！」阿姐一步步彷彿腳踝上拖著鉛塊般地走回宿舍，心裡想：王老師這人是很願意革命的呀，她過去的言行我不知道，來學校以後她的言行我實在找不出右的問題，而從今天起她根本就沒有了言和行，我又如何揭發她彙報她？……阿姐到了宿舍門前，拉開門——她發出了一聲無法忍住的尖叫……
那王老師是教電工學的，她用完全符合電學原理的萬無一失的方法電死了自己，她那張凝固著極度恐怖和痛苦表情的臉如一道凌厲的閃電，擊碎了阿姐心中由《幸福生活》之類的東西構築成的心靈支柱，大概就在那一瞬間，阿姐結束了她純真的青春期，她的內心裡後來究竟是些什麼，變得深不可測，而顯露出來的，則是遍體清涼後的沉靜與冷漠。
阿姐直到1960年調離那所小小的專科學校，總算沒有被劃為「右派」或准「右派」(內控「右派」)，據她自己後來講，簡直要算一個奇蹟。因為到後來那位主持校政的高個子男人，簡直根本不需要你有什麼言論表現，他就像到菜園子里拔大蔥一樣，需要幾根便拔出幾根……他是按上級規定的指標拔右派「大蔥」，並且由於他本人對拔「大蔥」有著特別的嗜好，因而他還要盡量地超額，更可怕的是儘管全校教職工一百多個人，按說根據敵人只佔百分之一、二、三或頂多到五的估計，被拔出的幾率只有二十分之一，但他卻把眼光單集中到有大學學歷的那二十來個知識分子身上，因而阿姐置身在這個範疇內，被拔出的幾率便高達四分之一……
阿姐那幾年一直生活在一種極度的內心恐怖之中，而開會時上課時勞動時乃至走路時吃飯時上廁所時還都不能從臉上從嘴裡從身姿上透露出絲毫的內心跡象。她記得有一天傍晚，她打完開水提著熱水瓶往宿舍走，在甬路上望見那主持校政的高個子男人正在二十步開外同人事幹部交談，她忍不住朝那邊一瞥，而手裡彈著煙灰露出黃牙噴著煙霧的領導也恰好朝她一瞥，那目光的短暫交接之中，她的心不禁猛地一緊，因為她覺得對方分明是一種類似揣一揣肥瘦的屠夫的眼光，阿姐後來跟他講到這細節時一再申明，她說屠夫不是一種隱喻，不帶反抗或控訴的色彩，甚至不帶貶義，那是指作為一種正當職業的屠